陈卫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养成教育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

　　一．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关于习惯的思想
　　就人类历史看，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对习惯就有相当的认识和了解。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虽然前人关于习惯的集中论述和专门著作不多，但在人类的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和心理思想史中，还是蕴涵着丰富的关于习惯问题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某些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关于习惯的研究和论述，至近仍闪烁着智慧之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习惯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在古代教育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留下了许多关于习惯及习惯培养的思想和论述。

　　（一）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关于习惯的思想
　　我国教育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教育。在周朝，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六艺”教育。在当时，大多数学校，都以“六艺”为基本的教育内容。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教育不仅重视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同时也注重一些基本习惯的培养。这一时期，我国的教育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思想中，不乏关于习惯及习惯培养的论述。

　　孔子论习惯 我国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对夏、商、周以来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创立了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和教育理论。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儒家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是十分丰富的，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的圣人。
　　孔子幼年丧父，早年生活贫苦，但一直自学不断，非常勤奋努力。他自称是：“吾少也贱，故多能事。”他30岁时开始教育生涯，招收学徒，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识。他这样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自己长年的教育实践中，结合自身的成长，孔子认识到了习惯培养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认为人的巨大差别主要在于后天习惯的不同。他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儿童时期养成的良好习惯，就如天生的一般。
　　孔子在教育自己学生的过程中，也很重视习惯培养。孔子在自己所开办的私学里主要以“文、行、忠、信”四项内容教育学生。《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指德行，主要就是良好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习惯。
　　孔子结合自身学习和成长的实践以及对学生的观察，总结出了很多学习、做人、做事方面的好习惯：如“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三省吾身”等等。
　　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中，也有诸多关于习惯的思想。

　　墨子论习惯 　墨子（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是战国时期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兼爱非攻”，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墨子认为，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推行教育。他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主张理想的社会应该人人受教育。
　　墨子认为，人性的发展和改变主要是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他提出了“染丝说”。他认为人性的发展就跟染丝一样：“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这种思想跟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墨子看来，人的各种行为习惯是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
墨子认为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培养兼士或贤士，他们应达到三条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因此，德行应该是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
　　墨子认为在个人修养和为人处世上要注重实践，身体力行，养成好的习惯。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言必信，行必果”，“志不强者智不达”。

　　孟子论习惯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是儒家学派的又一重要思想家，也是著名教育家。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看成是人生的三大乐趣之一。
孟子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善论”学说。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来，教育就是扩充这些“善性”，养成相应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孟子提出的关于“仁、义、礼、智”的思想构成了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的主要内容，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孟子认为，理想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尚人格的“大丈夫”。大丈夫要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质。这样的人除了教育培养外，还应自觉修身养性，培养“浩然之气”，养成优良的道德行为。孟子认为，个人的自我品行修养有以下几条好的办法：（1）持志养气。孟子自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动心忍性。孟子认为人才的成长要经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样的磨砺过程。（3）存心养性。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4）反求诸己。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在孟子看来，通过这些方法和途径，就能养成“浩然之气”，具有良好的德行，成为真正的“大丈夫”。
　　孟子还谈到了学习的好习惯：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质疑）。这在今天还被人们所广泛认同。

　　荀子论习惯　 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末年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与孟子相对立，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生而性恶，充满种种欲望，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结合成群体，用群体的力量去克服人性中的“恶”。他认为，为了维护群体的良好秩序，就应“为之制礼仪以分之”。就是要建立一套行为规范，以节制和改造人的“恶”。因此，他主张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外在的规范变成人的日常行为习惯，转化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使人们在群体中共同生活和发展。
　　荀子结合自己学习和教育的实践，总结了一些学习的好方法和习惯：如“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在荀子看来，在学习中注重方法，躬行实践，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关于习惯的论述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专门论述大学教育的著作。它提出了一套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的人才培养和修行之道，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和方法。这条途径和方法就是《大学》中论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三纲领、八条目”对汉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为学、为人与为政有极大的影响。从大学的论述看，修身治国的基础是格物致知和诚心正意，就是要学习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习惯。

　　《中庸》关于习惯的论述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中庸之道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他们所提倡的一种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准则与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习惯。中庸的思想对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民众的个人修养、精神生活和为人处世，均有极大影响。
　　《中庸》还论述了学习的几个关键环节和相应的良好习惯，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些论述在今天仍然有一定影响。

　　《学记》中关于习惯的论述　 《学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它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
　　《学记》中包含有丰富的关于习惯及习惯培养的思想。它把行为习惯作为评价教育成就的一个重要指标。《学记》将“大学教育”分为两段、五级、九年。在评价每阶段的教学成就时，十分注重学生行为的变化，这些行为具有不同的程度，是学生身心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见下表：

表2-1 《学记》中关于学生成绩评价的指标

　　《学记》还论述和总结了一些教育教学和培养习惯的原则与方法。如（1）预防性原则：“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2）及时施教：“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3）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之谓孙”；（4）树立榜样：“相观而善之谓摩”；（5）及时纠正不良学习习惯：“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6）课内课外相结合：“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贾谊论习惯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曾做过8年的皇家教师（太傅）。他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尤其是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他认为，应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加教育和培养。他说：“习与知（通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心未滥而谕教，则化易成也。”在贾谊看来，教育和培养习惯应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及早使儿童受到好的教育，形成好的习惯；如果恶习已经养成，再去矫正就难了。
　　他还总结了一些培养品德和习惯的方法。如（1）积小成大，防微杜渐。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2）注重环境，树立榜样。他说：“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

　　董仲舒论习惯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西汉著名儒学大师、思想家。他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被统治者所采纳，使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主张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人们实行德治与教化。对人们进行教化，就是要让他们按照儒家的“三纲五常”的行为规范来行动。他说：“循三纲五常，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因此，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德性，使人们把“三纲五常”化为日常行为。
　　董仲舒还总结了一套个人修行和学习的方法和习惯：（1）强勉努力。他说：“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2）专心致志。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3）精思要旨。他说：“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

　　王充论习惯 　王充（27年～约100年）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结合自身实践，总结了诸多学习的方法和习惯。它们是：（1）学而知之。他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靠后天学习得到的，因此要勤奋学习。他说：“知能之士，不学不知，不问不识”。（2）注重观察，亲身实践。他说：“圣人不能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3）积极思考。他主张“以心原物”。他说：“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4）实事求是。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5）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颜之推论习惯　 颜之推（531年～595年），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家。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写成的《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专著。他在书中指出，在儿童时期，由于儿童的心理纯洁，各种思想观念还没形成，可塑性大，应注重孩子的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培养。他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应该以“风化”的方式进行，就是通过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使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和习惯。
　　颜之推还论述了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1）勤学。（2）切磋。就是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学习和启发。（3）眼学，就是勤于观察，亲身体验。

　　韩愈论习惯　 韩愈（768年～824年）是我国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韩愈结合自身实践和教育学生的心得，总结了一些的学习方法和习惯。这些方法和习惯是：（1）勤奋。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与思，毁于随”；“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2）博学精通。他认为，学习首先要广博，然后在此基础上深入钻研，做到精通。（3）学习和创造相结合。韩愈认为，读书时不仅要学习和思考结合，而且要与创造相结合。他认为，在读书时要“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育中关于习惯培养的思想和做法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般将8至15岁儿童的教育，称为“蒙养”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被称为“蒙学”，所用的教材称为“蒙养书”。在我国古代蒙养教育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到了宋元的时候得到了极大发展，出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蒙养书”和蒙养教育的好做法。
这个时期的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包括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学习两个方面。道德行为训练主要是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如日常生活习惯、礼仪、基本的读写习惯等。
　　在宋元的蒙学教育中，一般用称为《须知》、《学则》的行为规范条文来规范儿童的日常行为，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这些作法有繁琐之嫌，而且有压抑儿童个性的缺陷，但对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有一定积极作用。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用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之类的东西来规范学生行为，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做法，可以说是得益于此。
在蒙学教育中，一些蒙学教材的编写形式和做法，对于今天儿童教材的编写仍有启发意义。如广为流传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等。以下就是《三字经》中的一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朱熹论习惯　 朱熹（1130年～1200年）是宋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对我国宋朝以后的文化、教育、政治等都有深刻影响。
　　朱熹认为，教育在改变人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把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他认为，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朱熹认为，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为此，他提出以“教事”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他强调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和技能。
　　他在《小学书题》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他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在培养儿童良好的习惯中，朱熹认为要及早施教。他说：“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通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他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因此，朱熹一方面主张要严格地、不间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使之“积久成熟”，自成方圆。另一方面，他也重视《须知》、《学则》的作用，认为可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利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
　　朱熹制定的《童蒙须知》对于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有很多可取之处。如在生活习惯方面，它要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
　　对学习习惯，朱熹在《童蒙须知》提出了如下这样的要求：“凡读书，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这些行为规范在今天的教育中，仍能找到。
　　朱熹认为，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除了有严格的日常行为要求外，还要靠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在道德教育中自我的道德修养是首要的。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
　　鉴于此，他提出了一些道德修养的方法和习惯：（1）立大志、立常志。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2）居敬，即专心致志，谨慎认真。他说：“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3）存养，就是存心养性。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4）省察，就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他说：“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攻，则陷于恶而不自知”。（5）力行。他说：“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
　　朱熹还总结了一套读书学习的方法。他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朱子读书六法”。这不仅是六种读书的好方法，也是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养成的好习惯。这些方法和习惯是：（1）循序渐进。朱熹认为，它有三个方面：一是“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又一书。以一书言之，不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个有序而不可乱也”。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读书计划，“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夯实基础，不急于求成，不囫囵吞枣。他说：“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2）熟读精思。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一番后，疑是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3）虚心涵泳，就是在读书时要静心思考，反复咀嚼，细心玩味。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4）切己体察，就是要学用结合，结合自身情况积极实践，身体力行。他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5）着紧用力，就是要抓紧时间，潜心攻读，情绪饱满，全神贯注。（6）居敬持志，就是要有远大目标，持之以恒。他说：“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有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王守仁论习惯　 王守仁（1472年～1528年）是我国明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认为，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
　　他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和道德修养的实践，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四种方法和途径。这些方法和途径也是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他提出的四种方法是：
　　（1）静处体悟，就是静心养性，通过静坐，剔除内心杂念，反归于人天生的良知。（2）躬行实践，事上磨炼。他认为，只是静心养性，会产生一些弊端，还不足以成为道德高尚者。为此，他认为，“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3）省察克制。就是要经常自我反省和检查，自觉克制各种私欲和贪心。（4）勇于改正过失。他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王廷相论习惯　 王廷相（1474年～1544年）是明朝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了“凡人之性成于习”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人通过受教育和学习而形成的习惯是人性形成的标志。因此，人应该受到一种完善的教育，以形成好的习惯和品质。这样，人性才能接近善。

　　黄宗羲论习惯　 黄宗羲（1610年～1695年）是我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今还被广泛引用。
　　黄宗羲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一套治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中包含了诸多良好的学习和治学的习惯。他认为，在学习和求知中应遵循以下方法和原则：
　　（1）力学致知。他认为，无论是“静坐澄心”、“格物穷理”，还是“察见端倪”，都不能使人成为圣人，惟有自己“所行所习”，才能“去圣不远”。就是说只有通过自己勤奋刻苦地学习，身体力行，才能获得真知。（2）学贵适用，就是说要学习有真正实际用途的知识和技能。他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3）学贵独创，就是说学习贵在创新，提出新的见解。为此，他认为，应养成四种好习惯：A.把博学与专精相结合。他认为，博学多识，是创新的前提，专精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入思考，才能发现新东西。B.包容不同见解。他说：“古之善学者，其得力多在异同之论”。C.勤于思考，大胆质疑。他认为“无深湛之思，学之不成”；“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D.相互讨论。他认为，与人讨论，相互辩难，对于发现真理，提出独立见解具有积极作用。

　　王夫之论习惯　 王夫之（1619年～1692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王夫之提出了“习成而性与成”的命题。在他看来，习惯的养成与性格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人性的完善、性格的形成都依赖于习惯的养成。
　　因此，王夫之非常重视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关于道德修养和习惯养成，王夫之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他认为，立志是道德修养的首要环节和重中之重，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取决于其志向是否远大而坚定。他说：“正其志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身可辱，生可损，国可亡，而志不可夺”。他认为，受教育者要主动积极，自觉自勉。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育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有自修之心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而无益”。在求知和道德修养上要身体力行。他说：“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

　　（二）国外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关于习惯的论述
　　在古代，国外一些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于行为习惯和习惯培养的思想也是很丰富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关于德行和习惯培养的问题就为思想家们所重视。下面就让我们从古希腊开始，来简要回顾古代国外思想家、教育家有关习惯及习惯培养的思想和论述。

　　苏格拉底论习惯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年～公元前400年）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长年从事讲学活动，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苏格拉底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美德，达到“善”的境界，教育就是要使人们具备“正义”、“勇敢”、“刚毅”、“节制”等美德。他宣称：“美德就是知识”。但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德”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知识，也包括做人、处世的一些美好品质和行为。
　　苏格拉底运用所谓的“助产术”来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发现智慧。“助产术”与现代教学中的“发现法”非常类似。有的人认为，它是发现法的最早形式。“助产术”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师生共同讨论学习，发现真理，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养成一些良好的学习和思考问题的习惯。

　　柏拉图论习惯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提到柏拉图，我们会立刻想起他的著作《理想国》。这部作品不仅是阐述政治理想的著作，也是教育理论著作，对西方社会的学术和文化影响非常深远。
　　柏拉图从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出发，认为人是“创造物中最好的”。人要成为造物中最好的，就应该通过教育和学习去完善。
　　在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里，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就是对儿童的习惯所给予的影响和培养，通过这种影响“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根植于儿童心灵中”，让他们爱憎分明，获得理性，使心灵得到和谐而完善的发展，从而成为理想国中有机的一员。

　　亚里斯多德论习惯　 亚里斯多德（Aristotel，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亚里斯多德从自己的哲学观出发，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智灵魂三个部分。他认为，植物灵魂是灵魂中最低级的部分，动物灵魂属于中级部分，理智灵魂属于高级部分；与这三部分灵魂对应的是儿童的身体、情感和理智。他认为，这三者发展和训练的顺序是：首先是身体的发育，然后是情感的培养，最后是理智的发展。
　　亚里斯多德认为，身体、情感和理智三者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教育和训练，教育和训练应该遵循：先身体，后情感，最后理智的顺序。他主张，在教育上，儿童身体的训练要在智力训练之前；然后是道德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和训练把儿童的各种情感和愿望引向正确的轨道，形成完美的德行；最后，通过教育和训练使儿童的思维、认识、理解、判断等能力得到发展。经过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的发展就算完成了。
　　道德品质和习惯的培养是亚里斯多德教育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际活动和反复练习，逐渐使儿童养成“公正”、“节制”和“勇敢”等美好的德行。在道德教育中，他认为，要重视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天性、习惯和理智。他认为，优良道德品质的形成，必须利用天性，使之得到适当发展，最终趋于理智的高度；而习惯则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反复行动，所以道德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是形成优良道德品质最重要的条件。他说：“美德方面……由于戒绝寻欢取乐，我们就成为有节制的，……在勇敢方面……由于养成蔑视可怕事物和在它们面前不退缩的习惯，我们就变成勇敢的……”

　　昆体良论习惯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年~96年），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是古代西方杰出的教学法学者。他在其十二卷巨著《雄辩术原理》中系统地论述了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
昆体良指出，年轻一代应该从小就用心培养，学习成为智慧和道德统一的人所需的各种基础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为此，他劝告父母和教师要帮助儿童养成良好习惯，使这些习惯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为儿童今后的人生打下牢固的基础。
　　昆体良认为，教育好儿童是父母、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教育儿童和培养儿童良好习惯的过程中，父母和教师要以身作则，注意方式方法，使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培根论习惯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是英国著名思想家。他认为，习惯支配着人的绝大多数行为。他说：“人们的思想大半取决于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言谈话语取决于他们的学识和所吸收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遵循平日的习惯”。
　　因此，在培根看来，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他写道：“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但愿人们能尽可能培养起良好的习惯”。这样，培养良好习惯就应该是教育的内在要求。培根说：“无疑，幼年时期开始的习惯是最完善的，我们称之为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早期的习惯”。培根的这些经典论述，为后来的人们所广泛引用。

　　夸美纽斯论习惯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年～1670年）是捷克的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大教学论》是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在教育发展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这部著作的出版被认为是现代教育学诞生的标志。
　　夸美纽斯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培养年轻一代的教育实践活动，并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教育教学理论。夸美纽斯非常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生来都具有学问、德行和虔信的“种子”，但后天的发展全靠教育，因此“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德行。在他看来，良好的德行是年轻一代和谐发展和人生幸福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