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抽样调查，课题组对暴力伤害进行了重点调查。暴力伤害是指以少年儿童为施暴对象而对其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如体罚、变相体罚或殴打、勒索抢劫、虐待等。按其发生的地点可以分为学校暴力、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按照施暴者特征，可以分为教师、父母、同伴和社会上的其他人。按照暴力伤害的内容，可以分为：拐骗、拐卖、绑架；体罚、变相体罚或殴打；非法搜查身体或限制、剥夺人身自由；胁迫或诱骗表演恐怖、残忍及其他摧残身心健康的节目；强力侮辱人格权；诱骗或迫使与他人结婚以及其他侵害身心健康和人身权利的行为。
　　暴力伤害通常对少年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是较为严重的，重者造成死亡或残废，轻者造成身体损害。最近一些年来，少年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的趋势，成为少年儿童生活中的重大伤害源。
　　在调查中，课题组针对家庭暴力进行了以下几项调查：挨打；挨骂；父母当着外人的面打骂孩子等；针对学校暴力进行了被老师罚站或罚跑；放学后被罚留校；被老师讽刺、挖苦、责骂；不让进教室听课；罚抄课文或作业多遍；被老师打；高年级同学欺负低年级同学等几项调查。

　　统计结果发现：家庭暴力是少年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采取打或骂方式的大有人在，在被调查的5846份有效学生问卷中，分别有60.9%的孩子在家中挨打，有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本次抽样调查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当父母说教或打骂你时，你有过下面哪些感受？A.气愤、伤心、痛苦；B.产生死的念头；C.想离家出走；D.恨不得跟他们拼了；E.长大以后再和他们算账；F.无所谓；G.父母从没有说教或打骂过我（可多选）", 结果发现，有9.2%的孩子产生过死的念头，18.1%的孩子想离家出走，8.4%的孩子恨不得与父母拼了，还有6.0%的孩子想长大以后找他们算账，只有28.5%的人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这说明，少年儿童在遭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具有强烈的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此外，调查表明，少年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也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而对其他伤害的恐惧感由高到低依次是：触电（39.6%）、车祸（36.9%）、自己的东西被偷（36.2%）、溺水（32.2%）、被别人勒索钱物（31.4%）等。而更为令人惊异的是，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 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出大城市15个百分点左右，这三类城市的选择率分别为：33.7%、49.1%、47.5%。
　　而在学校中，教师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方式施暴于学生的现象也较普遍，罚站或罚跑的发生率最高，其次是罚抄作业、罚留校、讽刺或责骂、打和不让进教室听课，分别是40.3%、37.8%、29.0%、26.7%、15.4%、12.1%。被调查的370名教师中，有60.1%的教师认为本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体罚学生的现象，有2.8%的教师认为体罚现象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的现象仍有存在，有15.4%的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少年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曾经历过高年级同学欺负低年级同学的现象。这一调查结果是发人深省的，我国少年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
　　另外，在调查中课题组还发现，无论在学校暴力还是在家庭暴力上，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生率均高于大城市。在西安、重庆两西部城市，孩子在家中挨父母打的平均比率为两城市被调查少年儿童人数的77.7%；在锦州、阳泉、襄樊、萧山4个中小城市中，孩子在家中挨父母打的平均比率为4个城市被调查少年儿童人数的61.6%；而在北京、上海、青岛、深圳几个大城市中，孩子在家中挨打的平均比率则为54.8%。这说明，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父母更多地采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同时，西部城市的教师也更多地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在西安、重庆两西部城市，学生在学校里被罚站、罚跑的平均占两城市被调查少年儿童的46.2%；在锦州、阳泉、襄樊、萧山4个中小城市中，学生在学校被罚站、罚跑的人数为45.2%,而在北京、上海、青岛、深圳几个大城市中，学生被老师罚站、罚跑的平均比率为34.5%。
　　和大城市相比，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文化相对封闭。虽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如此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少年儿童权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