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来自全球的最新信息：中学培养目标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就是要完成升学和就业的双重任务。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大多数初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主潮流和大趋势。
一 从梦中清醒过来，虽然会有怅然若失的痛楚，却可以脚踏实地，走一条适合自己的人主之路。
令我非常意外欣喜的是，在大批的读者来信中，居然有两封是9年前结识的小朋友写来的。当时，我在《中国少年报》工作，参与组织全国“快乐的小队”夏令营，结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幸运儿。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我曾像说梦话一样祝福过他们的未来，他们自己也浪漫地梦想过设计过。如今9年过去了，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广西司法学校的中专生阮传华来信说。
你或许已记不起我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却是使我感到引以为荣的幸福时光。还记得吗？1983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快乐的小队”夏令营，有位来自广西防城的小姑娘，那就是我。
那时，我们跟着你们，从毛主席故居到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从首都机场到乘军舰出海，又登上长城……当时，只感到新奇和游玩带来的欢愉。我不知道其他营员的感受如何，我至今对那一切都记忆犹新。
孙叔叔，记得你曾经鼓励我将来报考新闻专业，以后像你那样做一名记考（我回忆起来了，那是在乘导弹护卫舰游渤海时谈的，因为她是我们在夏令营里聘的小记者——作者注）。在返回广西的列车上，我又碰上北京市外贸学院招生的一位教授。他知道我的英语蛮好，叫我6年后报考他们的学院。只要我考得500分，他可以推荐我。当时我还小，只记在心里，很感激也很向往。
遗憾的是，无论你说的新闻专业或教授说的外贸专业，我都无法达到，希望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幻。实际上，我只能承认能力有限，如此而已。
现在，我在广西司法学校读书。以前，我从没有动过读法律专业的念头，只想外语中文，而现实却令我意外。孜孜以求的偏偏得不到，不抱希望的则举手可得。不过，现在也好，专业课越学越有兴趣，还是挺让人满意的。毕业回到防城后，非常欢迎你来作客。我可以带你去玩好多地方，还可以带你去越南。知道吗？越南人与我们的贸易还不错呢！
……
应当说，阮传华虽然没实现童年的梦想，其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另二位河南女孩，中考失败后，走上了个体服装裁剪事业的奋斗之路，自然就多经受了几分磨难（关于她的故事将在后面详述）。
据北京中学生通讯社外联部组织过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市普通中学初三学生中，欲报考职业学校的占60%，其余40%的学生准备考普通高中。
由于这次调查是中学生对中学生进行的，所以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比较真实坦率。有的中学生说：“上职业学校应该是大多数初中毕业生的目的，因为就目前来看，中国并不缺乏大学生，也不缺乏体力劳动者，但却缺乏技术工人。上职业学校是学生寻求出路的办法，也应该有竞争。”也有的中学生说：“今后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职业学校也不包分配，既然都不包分配。我何必多受几年学校之苦呢。”
多数报普通高中的中学生认为，除了想实现大学梦，最主要想多学一些知识，不愿在高中就定型，以便将来选择更合适的职业。报考职业学校的中学生则认为，上职业学校压力小，还能学到一门技术，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同时也可以继续学习文化知识，以后有机会仍可以深造。 据人口普查资料，现在列出的行业有15个大类，62个中类。822个小类；有4000多个学科领域，10000多种职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一般有80%左右的工作，需要受过中等技术训练的人去承担。
1987年，北京市共分配高等院校毕业生21217人，其中被用人单位退回659人。据说，这个数字大大超过往年。从退人单位性质看，企业占30.9%，机关、事业单位占69.1%。据专家分析，造成高校发展及人才培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有诸多原因，但第一条就是本科与专科层次比例不适应。仍以北京为例，1987年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中，本科生占93.7%，专科生占6.3%；1988年预计毕业生中，本科生占89.4%，专科生占10.6%。而企业目前大量需要大专及中专毕业生。
讲到选择职业学校，我愿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学生。他叫陈峥，是北京某职业高中服务兼财会班的学生。
说实话，把他列入我的采访名单，开始纯粹出于好奇：一个重点中学的学生，怎么会主动跑到职业高中里来？在不少人眼里，上职业高中的都是些不爱学习爱捞钱的人，说上职业高中是“第三世界”（普通中学）初中生的事。好不容易进了“第一世界”（重点中学），离大学的门仅几步之差了，多么令人羡慕啊！陈峥怎么就这样不识时务呢？虽说上大学有可能面对不包分配自谋职业的压力，可哪个中学生会轻易让自己的大学梦破灭？
班主任傅老师是位文质彬彬的中年女教师，对陈峥印象相当好。她告诉我说：
“这个学生有头脑，有号召力，会写善讲还能唱，在我的这所职业中学里算是屈指可数的。到底是从重点中学出来的啊。他从不让别人左右自己。”
穿过北京东城区一条长长的胡同，在一个组合式的大四合院东北角，我找到了陈峰的家。正是夏天的傍晚，院子里有一伙人在光着膀子喝酒，吆天喊地，十分豪放。陈峥皱了皱眉无可奈何地对我笑笑。
“你怎么会想到报考职业高中呢？”
我单刀直入。他还是适度地微笑着，说：
“普通高中的录取线是480分，我考了532分，而进重点高中要560分以上，我只能进一所较好的普通高中，可进这类高中高考未必有把握。与其担这个心，不如进一所外事口的职业高中，既过得轻松愉快，可捞的油水又多。如果想进大学深造，在这里也可以找到机会。”
他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兴致勃勃地说：
“我已经是荣毅仁的人了。我的这个服务兼财会班，是荣毅仁的国际信托公司所属的京城大厦与我校联办的。学财会的是高级学生，差一点的搞服务。当时，京城大厦只要5个财会，可通过考试的就有50人！最低的510分，最高的540分，我名列第三。经理已同我们见过面了，看我们这5个学生分最高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据说，毕业后先实习一年，回来就是领班级的。”
与很多职业高中的学生不同，陈峰的升迁意识极强。虽说这可以从青年人总渴望社会承认方面得到解释，但我总觉得这顶多解释了部分原因，更主要的是个性原因。当我问起他的中小学生活时，他流露出这样一样情绪，即要争口气。他说： “小时候，我在一所重点小学读书，一直到升入重点中学，我都是孩子王。不是吹牛，我这人开朗，能团结人，可老师嫌我桀骜不驯，从不任命我什么职务。我们自己组织‘侃联’，即‘侃大山联合会’，评论校内发生的事情，也评论社会上的事。我们还一起打球看电影，玩迷了！老师怎么拆也拆不散我们，从初二开始‘侃联’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呢。现在想起来，这事儿的确耽误了学习，但后悔又有何用？” “我是我们那所重点中学唯一一个敢报职业高中的学生，大家都吃了一惊。刚开始，我爸爸也坚决反对。他是医生，要面子，在重点中学读书的儿子怎么能不上大学呢？但是，我一旦决定了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我。”
“可是，有一件事给我刺激很大。我小学时的一位张老师对我一直特别好，他总认为我是搞文学的料，毫无疑问应当走上大学的路，忽然听说我进了职业高中，十分生气。那天，我去看望张老师，他家里坐了一屋子人，都是张老师过去教过的高材生。嘿，个个神气十足，夸夸其谈。他们知道我报了职业高中，完全不屑一顾的样子，继续‘侃’自己的。我插话也插不上，坐又坐不住，像被绑在耻辱柱上似的，真尴尬啊：呆了一会儿，我内心里的火就烧起来了。我突然觉得那些大学生浅薄得很，你们神气什么呢？难道分工就能决定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么？你大学生能做好某项课题是人才，我能管理好某个饭店就不是人才么？不信？咱们10——15年后比比看，和这帮人比也和重点中学的同学比，他们是研究生、工程师，我也不会比他们差的。在荣毅仁的公司里发展路子很宽，我好好奋斗，先拿下会计师的职称，再向着经理的职位前进。这叫自卑还是叫自尊？是由自卑产生的自尊！”
听着陈峥的一番自白，我渐渐喜欢上他了。小伙子虽比同龄人有些心计，尚不失年轻人最可贵的真诚与执着。从他变得愈加明亮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青春的力量，那力量如战马嘶鸣，如短兵相接。只有真正的斗士，才会具有这种渴望拼搏的素质。
我问：“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叫做‘职业高中的学生成财容易成才难’，你怎么看？”
“我看这句话不对！”陈峥不假思索地反驳道，“职高学生中知足者占多数。所以，学习上不够努力，这与形成对职高的偏见有关。其实，职高学生更容易成才。职高与普高有个很大的不同，职高学生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有什么能力都让人看到，从而求得被人发现的机会。”
看我有些似懂非懂，他解释说：
“上普高的学生只面对学校一方，而且一考入大学就各奔东西了。上职高则不然，职高学生既面对学校，更面对将接收自己的企业，而后者早把你视为自己的职工开始考察。所以进职高犹如进企业，是要用全新姿态才能打开局面的，这不是很好的激发力量吗？有位经理出了道难题，问考生能不能做好？前一个考生说尽力做好，后一个考生说一定做好，结果经理录取了后一个考生。”
我明白了，信服地点点头，问他是如何展示自已才华的。他想了想，说：
“老师讲课，有些同学说讲得太多，消化不了，我却吃不饱。怎么办？老师选讲我全学；老师不讲历史和地理，我自学，人总是知识更丰富一些好。”
“例如，去某大宾馆实习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在中餐厅和西餐厅服务。嘿！真干呀，两个人顶18张台，上菜摆桌，一趟接一趟，脚上都打了泡。可是，我还争取多学一手。一盘五拼冷盘售出价10元，这五拼的原料是松花蛋、虾仁、牛肉、鸡肉和泡菜。我按照当时的最高时价计算，原料费1.78元，加上粗加工以及餐纸、毛巾、桌椅等报损耗，共有3.50元成本。刚算出来时，心里直犯嘀咕：怎么会这样低？我悄悄问一位较熟悉的师傅，他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我说我算出来的，他拍拍我肩膀，称赞说：‘是块料！告诉你吧，咱们这一类宾馆的餐厅的利润标准65%，成本费3.50元一点不差。’我到其它饭店实习时，也用这个办法测算。如有一个酒店，利润指标是45%，可总是亏损厉害，我根据营业状况断定此店有问题。一了解，果然知道这家店白吃白喝严重，职工不负责任，设备损耗快。我从这儿懂得了管理不善的危害。”
听他讲利润和指标如此深入浅出，我不由得佩服起来，说：“你还真入门了，这里面的学问真不少呢。”
他还是那样适度地笑笑，回答：
“我们提倡京城精神——自强上进。都说广州的昨天是北京的今天，广州的今天是北京的明天。明天是什么样？客人选择饭店！其实，现在已经是客人选择饭店了，北京已经开始出现饭店过剩的危机，而我们的京城大厦可以避开这个危机。举个例子，京城大厦共56层，30层以上为客房，30层以下为外国商社驻京机构和各种文化娱乐场所。这样，综合利用，收入有把握。”
“对我来说，眼下最要紧的是好好学习。我现在学的是财会。但不能一辈子搞财会。我还要奔一奔，要进旅游学院，如果没有大专学历，顶多升到主管这一级，升经理这一级就难了。我所以争文凭，不过是创造更充分展示自己能力的条件罢了，开辟道路……”
陈峥选择这条路是需要胆识的，他毫不犹豫地去走了，这便是现代人的重要素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才可能有大的作为。固然，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但是，勇敢者的信条是——风险大价值也大。
二 职业学校像一片神奇的湖泊，使往日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天鹅。
徐玲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即将从北京某职业高中烹任班毕业。在这所中学的女生当中，她的知名度绝对第一。具体说，应当分为两个第一：初中时坏名声第一，职业高中时好名声第一。
在见到徐玲之前，熟悉她的人们已经纷纷向我描绘过她的形象了：
上初中时，她是全校闻名的打架王。女孩子当上打架王，其疯狂粗野可想而知。
有时晚上不回家，与伙伴呆在建筑工地的水泥管子里，老师用砖头逼着她才出来。
平时上课时，如果外边有人叫她，她能悄悄地爬出教室，逃学而去。
这一切发生在一对教师夫妇的女儿身上，而且父亲恰恰是本校教师，父母亲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将畸形的爱化作一系列疯狂的惩罚：铁火筷子打弯了；寒冬腊月，为让女儿冷静和清醒，将一盆凉水从其头上浇下……
奇怪的是，谈她的坏名声，人们众口一词。谈起她的好名声，人们也是众口一词。
上职业高中后，她是女生中最肯钻研的一个，在全区青少年烹任比赛中名列榜首。
她的技术已够上大宴席的水平，某国际文化交流机构对接收她已表示出特别热情。
她敢拼搏，带着全班仅有的4个女生参加篮球比赛，竟技压群芳，夺得全校第二名，把各个班都震了！
徐玲就是一个如此矛盾的女孩子。当然，细论起来，对她的评价并非这么简单的一反一正，也还有反中有正，正中有反，反反正正，正正反反多种说法。
不论别人怎么天壤之别地说徐玲，她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孩子。与同龄人比，她显得胖些也壮些，眼睛不算大，却黑亮有神，穿一件碎花连衣裙，安安稳稳地坐在沙发上，怎么也让人想象不出她能与人打架，还敢称王称霸。
对于一个少女，追问她令人难堪的过去是一种犯罪。因此，我只提出请她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唯一的要求是真实。
她看了看我，稍稍沉思一下，便开口了：
“我从小在唐山农村姥姥家长大，养成开朗的性格。上小学时每年是三好学生，还当过班干部。可进了初中，一下子变了。”
“我就是在这里上的初中。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与过去想得不一样，什么都没意思。偏偏老师又管得严，就产生了对抗。我这人犟，爱顶嘴。于是开始了恶性循环。您不知道，我这人爆竹脾气，点火就着。又天性爱动，不愿意天天坐在教室里，加上与老师有矛盾，竟然没考过试，一碰到考试就出去玩。我自已不争气，别人也不尊重我，我当然也不尊重别人。反正别惹我急了，惹急了没完！那几年真难受，一进学校头就痛，有一种厌恶感，恨所有的老师，恨所有的同学。其实，本质上有什么矛盾？没有，就是一种对抗情绪。爸爸妈妈管也没用。一个人自己不想好了。谁管也没用。
“说心里话，哪个女孩子愿意背个坏名声？初三毕业时，我突然赌出一口气来：你们不是都瞧不起我吗？你们不是都叫我‘浑孩子’吗？走着瞧吧，我要做出个样儿来给你们看看。那时侯，我爸爸的办公室里总有些职业班的学生在刻萝卜花，刻的牡丹、月季真像。我渐渐喜欢上这门技术，并且隐隐觉得我若干会比他们干得更好，就这么狂！
“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再让我读普通高中，不但考大学毫无希望，这高中也会成为初中的延续，那还不害了我？我不是那读书写字的料，我的强项在毅力和手上（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作者注）。起初，爸爸妈妈都不支持我，而希望我干文化工作。可后来他们也想开了：对我这个女儿，逼是没用的，如果我能把自己选择的事业干好，岂不是去了他们一块心病？于是，爸爸开始支持我，还和妈妈开玩笑说，今后有人给你做饭吃了。
“不是瞎吹，我这个人还是有志气的。我一旦选定的事，就是撞得头破血流也认了，我讨厌那种选择之后又后悔的人。我不干便罢，干就要干好。尤其是在很多老师不信任我的情况下，烹饪专业班的王老师信任我，接收我，我要对得起他。‘士为知己者死’嘛。
“职高一年级时，并未开职业课。我想，笨鸟先飞，就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包括节假日去一些大饭店找活儿干。当然，先声明不要报酬，否则，谁要你个臭中学生?我是想来学技术的，可是，大饭店等级森严，哪就会轻易让我靠案子?师傅好比太上皇，我只能从最苦最累最没人爱干的活儿干起。
“大饭店的冷荤间相当大，我上班的第一项任务是搞卫生，擦地、刷墙、刷墩子、磨刀、清理冰箱里的积霜等等。下班后，还要为师傅洗工作服。在那儿一点矛盾也没有，为什么?我是来拜师的，一切绝对服从。每天下午3点放学就去，一直干到夜里九、十点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就这样跑来跑去。过了好长时间，才允许我干点粗活。像切海蜇皮这活儿，沙子多得洗不净，盐又杀手，人人都不喜欢碰。我站在那儿洗海蜇皮，切海蜇皮，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切一大桶。我的刀工技术就那么练出来的。还有加工酱牛肉，我的任务是最低等的活儿，洗牛肉，按一定规格切成块儿。握刀久了，手上都磨出了大泡和硬茧。
“我的好几个寒暑假，都是在大饭店度过的。日久见人心，人心能感动上帝。这家大饭店的厨师长破例收我为徒。后来，我已经能帮他们做大宴席的菜了。这时候，我才体会出干粗活练基本功的益处。例如，切腰子，下刀深了就断，下刀浅了卷不起来，必须把握住刀感。我现在闭着眼睛也能切出来，因为我曾经一次切50斤腰子。再如切鱿鱼，切得都像小松塔那么大。如果切得不像样，炒出来必定不像样。
“我们区职业高中每年12月举行各种专业比赛，烹饪专业当然也不例外。我心中有数，首次参赛便获得第一名。那天，我用一尺四的盘，做了个‘松鹤延年’的彩拼。其实，原料很简单。我买了个红皮萝卜，去皮后切成仙鹤的羽毛片，这片要切得上连下断，并留出坡度，如扇状才行。用牛肉做松树的枝干，用黄瓜片做松叶，菜根做仙鹤的爪子和草地。发菜做仙鹤的脖子，还有一撮黑毛，产生立体感。松花蛋切成桔子瓣做鹤尾，樱桃一颗自然做了丹顶鹤的丹顶。结果，这道菜得了一等奖。国际饭店餐饮部经理是位著名厨师，今年67岁了，他特别欣赏我这盘彩拼，主动收我为关门弟子。
“大概就从这个时候起吧，我开始喜欢我们的学校了，想老师，也想同学，我觉得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原先，绝对没有这种感觉，我对师傅毕恭毕敬，对老师也毕恭毕敬了。总之，上了职高，一切都变了。”
我问她：“你觉得一辈子搞烹饪有意思吗?”
徐玲眨眨眼，像是不明白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似的，说：
“当然有意思了，这是一项事业、一门艺术!中国搞这种技艺在世界上是冠军，色香味形器俱佳，又有好词儿配着。最近，我去看了一次全国烹饪比赛，嗬，金盘玉盘都用上了，就是漂亮!现在，再吸取西方讲究营养的方法，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我原来美术基础差一些，现在常去美术馆，看那些工笔画画的龙凤鸟鱼花草，就照着做出彩拼冷盘，端上宴席。如我做过的孔雀开屏、龙凤呈祥、二龙戏珠、游鱼戏水等，外宾喜欢得都不忍心吃，光照相留念，结果怎么端上来的又怎么端下去。不过，为中国客人上的彩拼一般都吃了，嘿嘿!”
“那么，你毕业后的去向定了吗?”我问。
“本来，某文化交流中心要我去，但我不想去，因为那儿开业太晚，我怕耽误了手艺。人家为我花了不少钱，我不去有些对不住人家，但为了寻求发展，也只能如此。我不想做的事，谁也不能强迫我。也许，我要交还2500元的培训费，哪家饭店要我就由哪家饭店替我付。原来，学校就以3000元一个的价格‘卖’过烹饪专业毕业生。”
说到“卖”字，她忍不住笑了，说：
“只要买主条件好，我们愿意卖。”
我问：“你没想过开个体饭馆?”
“想过。”徐玲坦率地告诉我，“我开个饭馆准能发财，但人不能不想钱，也不能全为了钱。一心为钱就没意思了。你想，到个体饭馆来吃饭的人，一般都是吃饱就成的主，我最拿手的大彩拼，谁吃?所以，我必须在一家大饭店立身。也许，我会去广州，也许我会出去深造。”
“能告诉我你的目标吗?”
我试探着问道。她想了一会儿，十分自信地回答：
“中国有十大名厨，其中只有一个女的，是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名叫常静，善做淮阳菜。我想做常静第二!”
从坏名声第一到了好名声第一，徐玲的变化说明了什么了呢?抛开其它因素暂且不谈，重要的一句话：成功在于选择。
上海市教育局职业技术教育处一位负责人，曾对这一类现象进行过分析，说：
“在一些职业中学里，我们经常可以遇到一些令人深思的情况，一些原来在普通中学里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丑小鸭’，一旦到了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职业中学，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他们不再自暴自弃。原先由于分数竞争失利而造成的压抑心理有了改变，自我发现欲、竞争心理、社会交流意识、劳动观念、服务意向、自尊自信等心理因素又激发起来，有的到了工作岗位还成为业务尖子。其中一部分学生，虽然逻辑思维能力较差，但手指灵巧，动作协调，善于操作，学习技能的条件甚好。”
以上分析，实际上触及到了一个科学发现的问题。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对人这一宇宙最复杂现象的发现。具体到初中毕业生来说，应当选择普通高中还是选择职业学校，表面上看来是个人志愿，其实是各自客观条件早就决定了的。每个人都有其优势与劣势，有的长于逻辑思维而拙于动手操作，有的长于动手操作而拙于逻辑思维。前者宜接受高等教育，将来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后者则宜选择接受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准备，将来从事熟练技术工作者的职业。总之，要发现和选择各自最有发展前途、最有发展可能的方向。
三 职业教育的路决非一帆风顺，由于世俗观念的影响与现实求职难的制约，更多了一番苦涩与磨难。
广东省佛山某技校学生黄燎原来信说：
我们技校生是被社会“遗忘”的一群少男少女。说来也好笑，直到来此校之前，我都不知还有此类介乎中学与中专的学校。
少男少女当中，中学生最为引人注目。中专生也颇受宠爱，而唯独我们中技生似乎无足轻重。“中技中技，乃技术工人也。”虽然被冠上了“技术”之名，但本质上还是工人，归属于工人阶级(伟大的!?)说真的，当今社会又有谁看得起工人?特别是风行文凭的今天，“中专”与“中技”虽只是一字之差，却也差了好大一截。
据我了解，中技生若被亲朋问及“在哪个学校读书”，绝大部分都对“中技”二字羞于启齿，而违心地说“中专”。我有时也不例外。那一份自卑，您也许很不理解。
在技校里，校方由于我们不再是中学生而较放任自由。我们呢?本来就不大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况且学校除了必要的专业课外，很少甚至不许我们去学语文、数学、英语……于是乎，我们便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干什么呢?男生踢足球、打扑克、侃大山，有的则抽烟、喝酒，女生忙织毛衣、上街买衣服，或相互议论着捕风捉影的“拍拖”秘闻，像电影中的无聊妇人。有时也看看琼瑶、岑凯伦的书，至于反映时代信息的报纸没几个人看，甚至写信时老问：“今年是几年?91年还是92?”很少有人想奋斗点什么。好歹出去都是工人一名，搏什么?无产阶级嘛，就要彻底无产!初中所学的英语、物理和化学，简直等于没学过，仿佛已是上一辈子的事了。
您说，我们还有希望吗?
……
黄燎原自叹不如中专生，可许多来信的中专生们也个个长吁短叹，并不乐观。
四川省内江市某中专学生周林在信中说：
16岁，我考入了人们瞧不起的中专学校。事后，我后悔了，可是木已成舟，无论多少眼泪都唤不回那永远的大学梦了。
中专生是被社会还有作家们遗忘的一群少男少女，可中专生活的复杂，又有多少人知道?中专生既有高中生的幼稚单纯，又有大学生的世故与热情，但中专生更多的是失落感与危机感。面对大学生，我们自卑；面对高中生，我的自卑；甚至面对初中生，我们也自卑，因为他们还有远大的前程，而我们却没有!
这个社会是学历社会。我们担心被历史淘汰。于是，许多中专生提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虽然艰苦却也自愿。
……
黄燎原与周林捧着铁饭碗在哀叹，似乎他们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可是，比他们人数更多的职业高中学生，却连铁饭碗也捧不上，这些人该怎么想呢?
云南省某县职高毕业生张健在给我的来信中说：
我是一名刚走出学校的职业高中毕业生，年届弱冠罢，似乎颇有些壮志。坦白地说，我能算个“人才”，是块读书的料。然而，因为些许凡事，我放弃了读普通高中考大学的良机，而就读于职业高中财统专业。
三年职高，我混得不错：我是校学生会的头，又是校刊的主编，学习成绩优异，系省级三好学生。我喜欢文学，平素也写些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的文章，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过十几篇(首)作品，有的作品还获了奖。可是毕业了，我连个起码的工作都找不到。为什么…我是一介草民，没有那个户口。很简单，有了那个户口，干什么都易如反掌。
看着昔日不怎么样的同学凭着关系谋到了好的工作，我气都不会气!也曾步毛遂公后尘，终于是相门难进，我不能将自己的才华推销出去。罢了，回家亦何妨!响当当的“状元郎”回乡下种田，乡亲的眼珠子都掉出来了：咋整的?白读啦?真他妈的那个!
时下的学校再不是净土了。办职业学校是好事，倘若这学校成了“收容所”，就未必是好事了。“乌合之众”已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前景堪虑！一方面是教师素质太差，另一方面是学生学习信心不足，大家都在混！老师混一碗饭吃，同学混一张文凭，等价交换，谁不愿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切向钱看”的缘故，许多干部子女纷纷走向了职业学校。尽管这些学生素质差，但他们老子有权和钱，他们完全可以在职高从从容容玩三年，谈谈恋爱打打闹闹，还不只为换个烫金证书，走个过场而已，工作嘛早已是铁的啦！您不信么？每逢周末，校门口便有许多豪华轿车来接公子小姐呢。
客观一些说，在所有职业教育的门类中，职业高中是困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职业高中既经费不足，师资力量不足，又无法确保就业。然而，他们却承担着最繁重职业教育。
为了深入探究职业高中学生的出路问题，我在采访学生的同时，也采访了他们的老师。
在北京某中学的教导处里，我与该校主抓职业高中的王主任，有如下交谈。
“您去过千山吗？”
53岁的王主任知道我为职高而来这样问道。瞧着我困惑不解的样子，他解释说：
“千山无量观边上，有一棵可怜松，长了一千多年了，还那么小。这就是职业高中！”
他个子不高，黝黑干瘦，穿一身警服，像个老练的办案人员。与很多学校领导不同的是，这位搞了近30年教育的先生，不爱报喜爱报忧。
他对我大发牢骚：
“1986年，国务院就专门下了文件，提出招收新职工要采取‘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这是国策啊，也是职业高中生存的基础。《人民日报》介绍过这个文件，各企业事业单位都知道招工要以招职业高中和技校的毕业生为主。可是现实中行得通吗？企事业引入竞争机制，钱是人少多分，人多少分，谁愿意多进人？”
“就是××公司吧，原先与我们定好，合办10年职业高中，由我们培训，他们接收。今年却来通知我们停办。原来说缺600人，现在一个也不缺了。因为改革了，企业内部挖潜力、搞承包，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一个人可以顶原先两个人了。这对他们是好事，我们可遭殃了。说办的不办了，可这招生已列入全市计划，层层批下来的，怎么收场？”
我插了一句：
“是不是他们对职高学生不感兴趣？” “不对！”王主任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我们已毕业的职高学生，进入电梯厂电脑线路板车间后，成了技术骨干。以前，许多部件靠从瑞士进口，现在能够自产，一年创外汇二百多万美元呢。厂家对此十分满意。”讲到这里，他深深叹口气，说：“可这有什么用？职高毕业生也是要到企业实践一段才出成绩的。人家竞选当经理的，要在任期内见效益啊，谁管长期发展？都是国家政策，又如此矛盾，我真想好好论证一下！”
北京一家商店因为要搞电器维修，才想起来招几个职高学生。王主任向他们推荐了好几个，人家却只选拔了最优秀的一个。王主任生气了，板着脸说：“你们都择优录取，这稍差一点的给谁？卖肉还好坏搭配呢。”
我很容易想象出王主任当时难看的脸色，它甚至使我径直产生一个联想：他头戴一顶破草帽，正在集市上推销东西。天气炎热，顾客稀少，挑挑拣拣一阵子也不肯买。他望着一大堆货物，心中的憋屈涌上皱纹密布的脸，愈发显得愁苦愤懑。“职业高中老师的操心事太多了！”
听到我的感慨，他说道：
“老师们的情绪很少有高的，全凭良心干。刚办职高那会儿，有些颇有威望的老教师拂袖而去，说这儿商品气太重，哪像是办学校？可职业学校能不商品气重吗？老师真不适应，个个累得贼死。可有些不知好歹的学生还瞎添乱，厌学厉害，只好来个牛不喝水强按头啊。
“社会影响太大了，很多学生以追求赚钱享乐为目标，认为来这里赚钱就有保证了，也不用刻苦学习了。瞧吧，上课玩牌的、用钢崩儿赌博的，看坏书的，什么都有！想赚钱并不完全是坏事，可想到了胡来的地步就坏了。有个高二的学生，天天夜里忙着发海参，挣大钱，白天上课睡觉，满以为这样混到毕业，也能得个舒舒服服挣钱的工作。去他的吧，别做美梦了！别说人家企业要择优录取，我还要动员他退学呢。学校没有个学校的样子能行么？
“要说生气的事说不完。某建筑公司要考察干部水平，对全公司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考试，借我们学校的教室，并请我们的老师监考。谁知，那帮干部中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监考老师帮着写上名字就交卷，互相抄的就更多了。有人还塞给监考老师一本书，说您走吧，别在这儿生气，我们通过了考试多发奖金呢。老师简直气坏了，这算些什么干部？一代文盲！就这么一些人在企业里，还不想要我们的职高学生，这世界多荒唐！” 职业学校毕业生分配难的红灯，其实早就亮得刺眼了。1988年3月8日出版的《北京青年报》上，该报记者惊呼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987年，我市办职业中学的第8个年头，竟然出现了职业学校毕业生分配的困难。” 这的确让人费解。以1983年为例，每一万人口中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联邦德国是我国的18倍，苏联是我们的13.8倍，美国是我们的11.3倍，日本是我们的7倍。在中国这样一片国土上，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出现，还不如水珠滴入沙漠，随滴随收吗？怎么会发生分配难的状况呢？
事实是无情的。
1988年1月初，北京崇文区幼儿师范学校以迅速动作召开了当年毕业生预订会。区里曾做过预测，该区现有230所幼儿园，需要1400多名幼儿教师，而目前仅有604人（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幼师合格证），尚缺少800多名，然而，结果十分出人意料，在这次预计会上，来自全市各区、县的幼儿园园长和一些企业的人事干部们，仅仅预订了13人！
更绝的是，北京外语专业学校声明，凡是靠学校分配工作，每人须交培训费1800元，如果自己找到工作，培训费则可以只交的900元。
难怪记者感叹：
“我们面前是个多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社会需要人，另一方面学校辛辛苦苦培养出来了又没人要。”
凡事必有因。职业中学毕业生求职难。除了王主任分析的企事业引入竞争机制后不愿多进人之外，学生本身不切实际的就业观念与选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我回故乡青岛休假的时候，一位我极熟悉的女中学生坦率地说：
“我们这些考不上大学的中学生，最重视的就是找一个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少出力，多挣钱，干净又体面的活呗。纺织厂没人愿去，你考零分厂里也要，还到你家里求。哼，那种单位，多给钱也不去。一星期夜班下来，脸什么色？卷烟厂，呛死人，吵死人。橡胶厂，那味呀，天哪！大家都想去大宾馆，工资高，服装漂亮，碰上好运气，还可以去日本、香港玩半年。所以，那儿招工一百人，报名的好几千！手续比考大学还难，发四、五道榜，口试、面试、笔试、复试等等。都想争，后门就多，真是朝思暮想。有些男孩子就连在宾馆前替客人拎箱子也觉得光彩。
在我休假期间，许多亲戚朋友的闲聊都足以证实这位女中学生言之真切。我嫂子就是青岛一家纺织厂的工人。她告诉我说：
“咳，现在纺织厂招不来城里的人，只好去农村招工、如今城里人都娇贵了，没人干这苦活。其实，我也想走，可走不了，只好强忍着呗。”
北京也有一个庞大的纺织系统，但除了原有的两所中专、技校外，竟没有一所纺织职业高中，原因不言自明。
社会急需的专业，本该是职业高中应选择的专业，这是职业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可是，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北京市永定门中学于1986年办了一个水暖职业高中班。这些年，北京盖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哪里不需要水暖工呢？于是，此班才开课3个月，学生已被用人单位预定一空。第2年，该校计划再办一个水暖班，结果全市只有十来个人报名，只好告吹。
我为此特地来到永定门中学采访。该校负责职高教育的李老师说：
“矛盾得很呀！目前最需要的是培养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工人，但由于不能挣大钱，却又挺累人，被称为‘臭工人’，谁干呢？结果，许多中学办职高，不是根据社会济经发展的需要，而是根据人的心理需要，这样，矛盾会越来越大。”
面对职高毕业生求职难，我有这样一个联想。办教育者如开车之人，接受教育者如乘车之人。这两类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前一种的选择当否尤为重要。选择的教育方向得当，则宜人子弟；选择的教育方向不当，则误人子弟。在车多的时候，乘车人能否乘对车次十分要紧。
然而，由于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失控，由于人们的心理惯性，北京某年一半左右财会专业职高毕业生分不出去的同时，又眼睁睁地看着1335名初中毕业生，被全市25所职业高中财会专业招了进去。
我问李老师：
“你们办那个水暖班不是很好吗？”
憨厚的李老师摇摇头，脸上一副复杂的表情，说：“我们是与北京第四建筑公司办过一个水暖班，并且名声在外，可您知道办那么个班多难！没有人填过这种志愿，全是从低分录取者中分配来的，能专心学吗？那三年的课能上下来就算是不容易了。”
瞧着他似乎心有余悸的样子，我不解地问：
“北京这些年一直像个大工地，建筑业十分活跃。水暖工自然挺受欢迎，怎么会这么难招学生了呢？”
他回答：
“人的心理是既要体面又要挣大钱，这水暖工毕竟在建筑业，搞建筑业给人以又辛苦又危险的感觉。就成为不受欢迎的职业了。甭说办不成第二个班，就连第一个班毕业的人，也纷纷想逃出来呢。当然，等到从农村也招不来建筑工时，建筑工就宝贵了。 “现在的建筑工素质太低，民工经常发生食物中毒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多现代化建筑交到他们手里，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很成问题。可是，招收有专业知识的人又这么难！”
“那么，眼下你们职高都有什么专业？”
听我问此，李老师略带自豪地说：
“我们坚持以机械专业为主，办了机电、金属模型、塑料模具等班。另外，还与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合办一个印刷班，如今正在厂里实习。” “那就是说，你们一直是坚持为生产第一线培养技术工人？”
他点点头，很有信心的样子。
都说事在人为，可人又如何呢？
以上所述已经表明，中国的职业教育并非莺歌燕舞，相反，由于起步太晚，负荷太重。使这列虽已驶出始发站的列车，带着无数潜存的危机。晚点已不容置疑，会不会发生大故樟乃至颠覆？没有人敢为此拍胸脯，但结论早已确定：无论付出何等代价，这列车必须向前驶去，否则，代价将更加惨重。
为了保证这列车的正常运行，有一批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职业学校的教师们。可人们很少知道，他们内心经受的痛苦非学生可比。
先前的高中教师，都是以培养出多少大学生为自豪的，这不仅仅因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影响，还系于自己的奋斗经历。因此，当一些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的时候，这些灵魂工程师的灵魂面临着痛苦的选择。一批批教师离去了，带着不肯改变的信念，一批批教师留下了，带着想闯出条新路的追求。
这些职业高中教育的开拓者们，大概普遍感受到了自己面对强有力的竞争，这竞争是全方位的，开放性的，让你防不胜防的。从普通教育转为职业教育，他们的优势如海浪冲击着的泥土，正逐步失去，而自己一向忌讳的劣势，则如退潮时的海滩暴露无遗。唯一的出路，在于迅速更新自已，充实自己，他们为此付出了数倍的努力。
他们熬着自己的心血，培养出一批批有技术、能赚钱的学生。可自己依然过着清苦的日子。
“最惨的莫过于学生看不起老师。”
本章第二节中那个烹任女杰徐玲的班主任王老师，这样伤心地对我说：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徐玲由一个赫赫有名的打架王变成烹任能手，王老师从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他无意自吹，只是视作教育得失的一个例证。
王老师回忆说：
“徐玲上职业高中的目的，实质上是4个字：避难求职。过去，找她谈话上百次也不见效，为什么？教育与经济一样，也不能搞‘穷过渡’，而应寻求最佳结合点。徐玲想改变落后状态，这就是最佳结合点。我的策略是引而不牵，促而不赶，让她自己前进。她有了成绩，我一面祝贺她，一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让她自己去塑造自己，在欢乐中发展，而不是在痛苦中转变。要用美好的东西吸引，而不是用可怕的东西吓唬她。一对青少年不应多插禁牌，而应多竖路标……
正是得益于王老师的引导，徐玲由恨老师变为尊敬老师，由破罐子破摔变得视荣誉如生命。这一切，徐玲毫无难堪的感觉就像赤脚走过一片绿色的草地，进入一种理想的境界。
我敬佩地对王老师说：
“职业高中既是职业教育，更是人生教育。您潜心于此，功德无量。”
他淡淡地笑笑，回答：
“教育的效果就在于学生不以为在受教育中获得。职业教育应当讲究实在。譬如，教育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我以为应加进一条，即联之以利。职高学生既要成才，也要成财。层次不同嘛。精通某一行业的人就是人才。所以，职高学生更容易成才，关键在于引导得当。”
我们谈起教师们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他长叹一口气，说：“我敢断言，现在是有史以来班主任素质最低的时期。我到外地讲学，看外地教师更惨。班主任工作本是科研工作，却被有些领导视为熟练工种。很多班主任几乎没看过几本教育理论书。我家收集的教育理论书比学校的还多。可如今谁还这么干？
“市教育局评选班主任优秀论文，13人得奖，我也是其中一个。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您猜奖励什么？每人一个证书和一个十几元的小台灯，和人家其它部门的奖励没法比！当时，写小说每千字也给15元稿费，我们写论文，一千字才8元！真叫人心酸，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降格了吗？
“现在的学生愿意当老师的太少了！为什么？教师什么形象啊？寒酸相，孔乙已，中举前的范进。学生瞧不起老师，这教育就失败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冲我发了一个感慨：
“庸医死性命，庸师误前程啊！”
他吐出这几个字，就像吐了鲜血一般。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直直地望着我。
我忽然意识到，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危机，就是教师队伍的危机。庸师误前程，可我们有多少庸师啊，更可怕的是，我们有着不断产生庸师的环境！尽管，没有一位教师愿意成为庸师。
总之，尽管困难重重，职业教育这个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一切不利于这一趋势发展的障碍，都将逐步得到排除。报专家们分析，从当前整个世界来看，中学培养目标上的一个大变革，就是中学要完成升学和就业的双重任务。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现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达到99%。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有90%的学生升入高中，而高中毕业生最多只有40%进入大学，60%的毕业生面临一个劳动就业的问题。在还不能普及义务职业技术教育的情况下，使普教与职教相结合，是当前国外中学教育改革的核心。这种结合的形式大致为：职业学校要完成普通教育的任务，而普通学校要进行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在高中进行职业定向教育；把中学与职业学校结合起来，称为综合中学。这些国家把普教与职教结合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升学率，而是为了提高中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由此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兴起，是符合世界潮流趋势的，也符合人类自我完善协调发展的规律。因此，它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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