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当中国庄重地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之后，却痛苦地发现，童工现象依然屡禁不绝，而每年700多万的流失生构成了童工的强大后备军。
一 红灯！红灯！红灯！仅8年之中，全国两亿青少年中便有五分之一未完成规定学业，成为流失生。 1988年3月19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摘发了《中国新闻》的一篇报道，题为《我国农村“童农、童工、童商”多》。
报道说：
目前中国农村中小学生辍学从事农、工、商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些报纸也在疾呼，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此种现象蔓延。
在一些城市，来自农村的十二三岁的小贩并不乏见。在有的农民建筑队中，童工比例竟高达四分之一。据江西一个乡的调查，该乡15岁以下的“娃娃农民”就有181人，帮父母做生意的“小商人”就有41人。据调查，这些“童农、童工、童商”中，女孩子高达85%。
据此间教育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一是一些农民把眼睛盯在钱上，认为“早就业，早得利”；二是农村一些学校，不讲究教学方法，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一些成绩差的学生失学；三是农村一些学校师资水平较低，设备简陋，以致学生不恋学校，过早辍学。
……
同年12月17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位置上，刊发了国家领导人康克清一幅大照片，题为《康妈妈深忧两亿文盲》。摄影记者在照片一侧写道：“记者日前到康克清同志寓所采访，当问及辞旧迎新之际她有何感想时，这位今年退下来的前全国妇联主席说：‘现在全国有两亿多文盲，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妇女，很多是年轻人，这是我最感忧虑的事情。”
照片上的康克清显得很激动，她坐在沙发上却直起了腰，左手提着拐杖，右手在比划着，慷慨激昂地说着。
12天之后，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向各省级团委发出《关于积极做好控制中小学生流失、严禁使用童工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最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农村和沿海开放地区，中小学生流失数量惊人。据统计，上一学年，全国城乡小学在校学生流失378万多名，平均流失率为2.9%；初中在校学生流失361万多名，平均流失率为6.1%，均比1986至1987学年度有所上升。全国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文盲产生，新文盲中相当一部分为辍学的中小学生。现在地球上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名中国人。一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擅自招用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做工、经商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有相当一部分流失的中小学生流落街头，有的被不法分子引诱走上犯罪道路，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据上述披露的数字合计一下，全国小学和初中一年流失学生739万人！而据中国青年出版社《追求》杂志1988年第二期报道：按最保守的估计，从1980年到1987年，全国至少已有约4000万中小学生流失。也就是说，仅这8年之中，全国总人口中每26人左右就有1人未完成规定学业，在两亿青少年中竟占据五分之一。
流失生以初中学生为主，他们流向哪里？
1988年8月20日《中国教育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的一篇调查分析报道，题为《沈阳市九千多名初中生辍学》。
记者写道：
今年以来，沈阳市初中流失生迅速增加，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和少数民族地区最为严重。这一现象已引起社会的关注。
据沈阳市教委最近对所属11个县区246所中学的调查，截止今年6月初，全市初中生共流失9230人，占人学在籍生人数的4.4%，其中市区流失生占入学在籍生人数的1.2%，县、郊区流失生占入学在籍人数的6.8%。经济发达的辽中县茨于垞流失率达20.7%，朝鲜族中学总辍学率达25%。
沈阳市流失学生的去向大体有四种：当童工的占18.4%，经商的占20.9%，务农的占43.4%，做家务的占13.9%。流失生的家长中工人、农民占的比例最多，分别为17.6%和48.8%。
……
中国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正在向21世纪迈进。许多报刊都在议论21世纪中国的位置，连外国记者也预言21世纪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这无疑让炎黄子孙欣慰。
可是，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家怎么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呢？一群群无知的接班人，将把中国这艘航船驶向何方呢？
二 流失生如过江之鲫，既暴露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弊端，也显示出民族素质中积习已久的弱点。
面对数千万流失的中小学生，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弄清流失生流失的原因，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教育导报》是由四川省教委主办的报纸。该报于1989年3月24日的《韩邦彦纵谈控制中小学生流失》为题，介绍了这位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的分析意见。
在谈到中小学生流失的原因时，韩邦彦副省长直截了当地指出：
产生流失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是受社会体脑倒挂、分配不均的影响。据对11种职业的工资调查，教师工资排在倒数二、三位，平均住房面积也比社会职工少6平米左右。这些现象对学生影响很大。新的读书无用论、师范招生相对冷落、教师队伍不稳等，根子都源于此。其次是教育本身改革的步伐缓慢。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转轨不够，某些地方办学指导思想不够端正，教学方法不当，对差生厌弃，学生感到学习没兴趣，升学无望，不如早点出去找钱。此外，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近几年小学入学绝对数下降，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感到办学效益不高，便盲目撤点并校，使小学生因为路远，家长不放心而不让上学。这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还算是个重要原因。另外，农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劳动力缺乏；少数学校乱收费；一些单位招收童工、学工和经商等，都增加了学生流失严重的程度。 《教育时报》年轻的记者陈军和晓习，怀着强烈的责任感，顶着重重压力，开始了揭开流失生之谜的艰难采访。
1989年4月，当我出差路过成都时，与这两位年轻的朋友聊了很久。他们把自已写的报道送给我，其中头一篇的题目是《挣钱比读书更具吸引力》。
他们写道：
去年，新津县花园中学初二级的一个“尖子”生，毅然决然地放下课本，跟随老父亲挑起了收破烂的担子，全校震动、哗然。
“自动退学”这几个字眼，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班主任的花名册上。去年，整个四川省就有近百万中小学生流出了学校大门。
而今，他们又在做什么呢？
在新津县邓双乡，当我们沿着机耕道，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临近竹林掩隐中的村舍时，感觉异常宁静，田间地头也不见一个“回乡务农”的流失生的影子。
一农妇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交谈中，得知她家的那位流失生已在采石场找了一份工作。“一月能挣90元呢！”农妇的言语中透出一种满足感。
“以后干啥呢？”我们问。
“哎呀！”她爽快地笑起来，“活路总是有的，哪会没事做！”邻居的儿子、隔壁家的女儿，从学校流出来后，都找到了“饭碗”。
是的，当不读书能拿回钱这种事，在家长和学生的眼里见得多了的时候，凭着一股直觉，他们在“读”与“流”之间轻而易举地选择了后者。毕竟，唾手得钱的现实远比不可捉摸的“光辉前景”有吸引力。
就这样，仅邓双乡初中这个规模不大的学校，一年就流失了85名学生。近的外出打工，远的随亲戚到外县、外省赚钱吃饭。我们走进几个村子，极少见到青壮年。难怪村里的老人们嘀咕；都跑光了。找个泥瓦匠糊墙都难。
在新津县太平乡炮厂，十多间低矮、简陋的作坊一字儿排开，里面密密麻麻坐着的300多个少年男女，正手脚麻利地忙着裹、切、捆、敲等一道道“流水”程序。在这里一切都实行计件报酬，裹一斤报纸可得两角钱。据说勤快的一个月下来，收入有一百四五。当然，工厂的制度也很严，平时连大门都紧锁着，专人把守，不准随意进出。
问及他们的年龄，都答“16岁”。但不管怎么去想象，我们也看不出他们跟外边那些十三、四岁的少年有什么差别。仔细问了一、二十人，竟无一个初中毕业生，大多数承认“只读过小学”或“上过初中一年级。”
工厂管理人员连忙过来解释说：“他们肯定都满16岁了，这没问题。招童工一个，罚款三千，我们可不想挨罚。我们也没招在校生，那也是违法的。”但他毫不讳言：“初中没毕业就回家的16岁少年我们是可以招的。”
这个年产值200万元的乡镇企业，自然成为当地求职的“热门”。有几个“少年工人”隐晦地说，他们都是为进厂而提前停学的。
……
关于隐瞒年龄招收童工，是各类工头惯有的伎俩。他们很清楚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也很清楚流失生的父母急切地让孩子做工的心情，便堂而皇之的宣布：本厂只招收16岁以上的人。结果呢，流失生的父母们心烦神会。纷纷想方设法替孩子改年龄，教孩子虚报年龄，甚至开出证明信并在登记表上签字画押。这样，双方心照不宣，便演出了上面那幕“真假年龄”的戏。
造成中小学生流失的原因，除了认为读书无用想早点赚钱之外。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大部分学生丧失学习信心，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1988年暑假前夕，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为减轻学生的沉重负担，提出了一项改革措施：把初中毕业考试与升入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考试合并成一次考试，全市统一进行。然后，根据学生的成绩，由市教育局统一颁发毕业证。
这一改，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根据市教育局掌握的数字，乌鲁木齐地区的180余所中学，应有汉语系应届初中毕业生共18000名，可参加统考的只有15000名，那3000名学生哪里去了？
带着这个大问号，《光明日报》记者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采访调查，才弄明白来龙去脉。原来，有不少人为片面追求升学率早做了手脚。
某中学应有283名初中毕业生，实际参加全市统考的只有176名，另外107名哪里去了？在统考之前，学校便自作主张，将各班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组织在一起，重新编班，先行出题考试，只要6门功课总成绩达到220分就算及格，就发给盖有学校和校长大红印章的初中毕业证；若达不到分数线，还可以出简单的题补考，能及格的全部让毕业。这个学校有个姓万的女生，本来报考职业高中。临考前，班主任把她的家长找来，说：“我看小万考职高没希望，如果统考不及格，教育局不发毕业证；要是不参加统考，学校就给她毕业证。”家长一听，生怕孩子丢掉“文凭”，当场撤回了女儿的职高报考表。小万为此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寻死觅活。而小万所在的那个班，47名学生只有23名有“资格”参加统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上面所述的弄虚作假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一位校长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其中奥秘：“全市统考就意味着要用平均分数对各个学校‘排座次’，试想，假如我们考砸了，我们这所学校的声誉会如何？我这个校长还怎么当？”
校长不好当，班主任更不好当。有位市属中学的初三班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直率地道出了心中的苦恼：“如果我班的学生在统考中按单科成绩达不到市上的平均分，差多少分就要从我的工资中扣多少钱，相反，高出多少分也奖我多少钱……你说，咱就这点儿工资，还靠它养家糊口，不在差生身上作点手脚，喝西北风去？”
上面这位校长和班主任的自白，算是把症结点透了，即片面追求升学率迫使老师们弄虚作假，而最终是让学生品尝苦果，让国家培养接班人的事业受损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初中生流失现象更为严重，因为农村学生多数想跳出“农门”，使片面追求升学率愈加突出。而农村初中的教学质量往往不高，学生读几年也跳不出“农门”，许多学生和家长便认为不如丢下书本去捞钱更合算。
我赴山西搞社会调查时，曾在太原某饭店住过，想不到同房间的一位客人，竟是流失生的父亲。那天夜里，我们就学生流失的原因讨论了很长时间。
这位客人是河北省衡水地区某县办企业的购货员，45岁，有5个孩子，其中两个都是流失生。因此，他对学生流失的原因有着很固执的理解。
他对我说：
现在，教育质量差是学生流失的最主要原因。农村老师光顾自家的田，心根本不在学生身上。他们中80%的人想得双利，工资照拿，责任田种得好。少数有能耐的人，还辞职去跑买卖。
学校条件也太差！在我们那里有教育税，有责任田的人每年交15元钱。这样，一个乡少说也收30万。可是，孩子去上学还要自己带凳子，学校依然是破院墙、土顶房，不知钱上哪里去了。 其实，95%的农民还是望子成龙、光耀门庭。再说。有知识的比无知识的农民更能致富，否则连化肥怎么用也搞不明白。可是，我们那儿的学校实在太差劲，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一个叔辈兄弟，文盲，当过几年兵，有4个孩子。结果，孩子们只上几天学，他便全不让上了，说能学出个什么？不如干活挣钱去，我不识字，照样能挣钱！实际上，除少数困难户外，几乎没有指望孩子挣钱的。因为学校的教学太差，学了也没希望，孩子首先就厌学了。
咳！我们这一代人算是牺牲了，原先指望下一代能强一些，可还这么糟糕！
……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小学生流失的原因，我也专门去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探讨。
毕竟是行家和最高级别的管理者，他们熟练地概括流失生的种种特点，如农村多于城市，初中多于小学，女生多于男生，经济发达地区多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就流失生本身的特点，则有以下几类：大流生（年龄偏大的学生流失多）、女流生、差流生、穷流生、富流生、厌流生、怕（当兵）流生等等。其中，受社会原因和经济影响流失的占40%，受学习成绩差影响流失的也占40%，其它原因占20%。
诸多的现实困难被数字化了。我是于1989年3月去国家教委的。他们告诉我1987年的学生数字：小学一亿二千万，初中4948.11万，高中773.73万，共计一亿七千七百二十二万。只有40%的初中毕业生能升高中或职业高中，6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
国家曾计划1985年普及小学教育，到1990年也实现不了，现只好争取1995年完成。可是，照目前的流失比例，1995年能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吗？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30日向全社会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项工程被命名为“希望工程”。
该基金会秘书长于1991年分析道：
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我国有2.2亿在校生，比美、苏、英、法、旧等国在校生的总数还要多。由于绝对值大，尽管政府已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但按人均计算就捉襟见肘了。以1988年为例，国家教育财政拨款321亿元人民币，加上其它渠道筹资102亿元，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到1990年，人均教育经费仍只有52元，约合10美元，列世界倒数第几位。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
……
基础教育落后使文盲大量生长。我国现有近2亿文盲，每年还约400万小学生辍学。据1990年统计，其中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有109万。这些不该成为文盲的孩子正在涌向本来就已庞大惊人的文盲大军！
……
在这样复杂而沉重的背景之下，中小学生的大量流失还难理解吗？
三 在童工、童商的世界里，有不少人已成为最悲惨的牺牲品，也有人依然想重走霍英东的道路。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认识第一个童工的地点，竟是我们单位的浴室！
时间：1988年4月4日中午。
当时，我已洗完了澡正换衣服，听到身旁一个少年在与一青年说笑。他那湖北口音和瘦弱的身子引起我的注意，一问，原来是做炸油条生意的。我一愣，脱口而出：“你是童工？”少年一楞，莫名其妙地回答：“什么童工？不知道。”我冲他笑笑，少年挺开朗，也回报我一个微笑。于是，我邀请他到我们研究所玩。
经过交谈，我大致了解了这位少年的情况。他叫李望宏，湖北孝感地区人，自12岁起来北京做工，就不再读书了。他两岁丧母，父亲仍在乡下种田，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父亲同意他跟村里大人来北京干活。一年多了，他一直跟着学炸油条。每天自凌晨2点干到9点。除老板提供食宿外，每月工资60元。
谈起为什么当童工，他回答：“不想上学。老师不负责任上课去打麻将，还让学生帮助种责任田。学习上碰到疑惑不解的问题，老师也说不清楚。再说，收费又高，初一收150元。还不如学门手艺挣钱呢。所以，就跑来北京了。”
从李望宏辍学的情况看，责任在老师和家长。他很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对学校还是有怀恋之情的，如果帮他一把，会学到初中毕业的。如今，他每几个月给家中寄一、二百元钱，支持妹妹读完中学。据说，妹妹很感激哥哥，学习一向挺努力。但是，李望宏自己既然走到这一步了，便不再想上学。目前，他的最大愿望是自己开业，多挣一些钱。
说到难处，少年叹口气，眼圈有些红了。他毕竟才14周岁，常常想家。正是贪睡贪玩的年龄：凌晨2点起不来床，被硬拽起来难受得要命。平时洗澡又不方便，浑身油乎乎的难以忍耐。只有外出旅游的日子，他才开心起来，又舍不得离开北京了。他回过一次家。同龄人望着他就像望着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眼中充满了羡慕，因为他们既没钱也没到过北京。这让李望宏心中暗暗得意。
大批的辍学生成了童工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以浙江省温岭县为例，农村初中生辍学从工、从商的情况相当严重，而且有增无减。1983年有13.27%的初中生，主要是初二的学生中断了学业，1988年达到16.1%。县教委采取了多种措施，仍无力挽回。
温岭县的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辍学的学生更多。泽国区和大区溪区处在杭温公路沿线，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家庭工业十分兴旺，开店设铺比比皆是。这里的大量初中学生不到毕业便就近做工或随同父母跑码头，做生意。这两个区的学生流失比例在全县是最高的。
据温岭县教委分析，教学质量与学生辍学直接相关，这也证明了前面一些人士的分析是正确的。教学质量较高的中学，学生巩固率高；教学质量低的学校，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信心不足，一有机会就想走。据10所中学统计，学习成绩跟不上.缺乏兴趣和信心者占退学总数的43%。省重点中学温岭中学1985年至1986年没有一名学生辍学。县重点中学同期有4.7%学生辍学，一般初中辍学生达27.5%，戴帽初中南塘中学辍学学生多达51.3%。
近几年来，温岭县初中辍学学生的年平均率远比浙江省高，原因何在？其实，温岭县的办学条件并不在下游，此现象细加分析。有以下4条原因：一，温岭县劳务输出多。全县102万人，有10万人外出；二是农村经济深受“浙南模式”影响，联产与个体经济特别发达，学生未等毕业就去做工或经商赚钱；三是学校教学质量不高，人为地造成辍学生（如李望宏等人的情况）；四是不少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不正，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从校长到教师重视成绩好的学生，轻视成绩差的学生，而差生读书最没有信心，最容易跑掉。
其实，跑出来当童工或童商的未必都是差生。《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张家老三，便恰恰是从温岭县跑来北京的尖子学生。记者写道：
张氏三兄弟在北京酒仙桥租屋磨豆腐。老大老二是初中毕业生，出来得比较早。80年代初期来到北京，一月挣200多元，在当时是相当不错了。靠着一部磨豆腐机，两兄弟把老家的房子更新了。
一天，正在读初中的老三突然跟着浙江温岭的老乡来到北京找哥哥。哥哥责问他：“你跑出来干吗？不在家好好读书？”“就准你们出来，我就不能出来？”老三不服气。老三硬是不肯回去，哥哥就让他出来卖豆腐。
老三尽管初中尚未毕业，可文化知识大大超过两位哥哥。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卖豆腐的竹筐下塞满了书报。他是边卖豆腐边读书。我是他的老主顾，日子久了，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每次遇见他，我都要劝他回老家把初中读完。他向我说出了心里话：
“我的功课非常好，在老家也算得上是一名尖子学生。可是在我们那儿像我这样大的学生都跑出来了，剩下的人就无心读书了，守在家里的人被看作是没有出息。”
老三是被一股经商风刮出来的。这个富有理想的少年内心深处有着一个目标：“成为霍英东”。他说：“霍英东也不过是初中文化水平，他现在是香港的大富翁，我们这班出门做生意的学生都想成为一个大富翁。”
商品经济发达的温岭县造就了一批想当霍英东的少年，这应该说是人的观念变化之后的心态。但是，我对他说：“霍英东先生并不希望青少年辍学经商，他为办教育捐助了不少钱。时代不同了，现在不读书，以后成不了大富翁。”“等我有了许许多多钱之后也会像霍英东一样的。”他说。
在童工、童商世界里，像张家老三这样的尖子生毕竟凤毛麒角，多数是学习成绩一般或较差的流失生，甚至有不少是文盲。他们饱受剥受剥和欺凌，处境悲惨。
为了全面了解童工的状况，我曾专门走访劳动部劳动力管理局办公室，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调查情况和资料——这方面的调查一向是困难重重的。
15岁的女童工钱益翠随宝坻县东邻各庄施工队，来到天津市区西湖村高层建筑工地。1988年秋的一天午夜1点，上岗不足10天的钱益翠，奉命与其他民工在21层楼绑钢筋。由于身体疲劳和不懂安全知识，下至20层楼时，她两脚不慎踏空，坠落到地上，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施工队负责人为躲避责任，特意从东郝各庄开来一张证明信，证明钱益翠的年龄有17周岁，并非属于国家劳动法规所规定的未满16岁周岁的童工。后来，经向宝坻县公安部门调查，证实钱益翠的年龄只有15岁。
据调查，天津市有四郊五县和外省的农民施工队1402个，民工达254000多人，其中经常发现不足16岁的童工，有的顶多十四、五岁。天津一批乡镇企业也在使用童工。有些童工年仅十二、三岁，每天劳动远远超过8小时。
新华社驻福州记者为采访童工情况，不得不化装成商人，才了解了童工内幕，写下题为《闽侯县不少包工头诱骗学龄儿童当童工》的长篇报道。
记者写道：
在福建闽侯县，有不少学龄儿童被各地大大小小的包工头诱骗到这里的工场做童工。这些童工进入工场后就没有行动自由、没有节假日。每天从天明干到天黑，不仅只能得到自己创造的劳动价值的很低微的一小部（大部分被工头占用），而且从此失去学习机会，成为新时代的文盲。这样的童工在福建闽侯县的竹编厂里不下千人。 记者（于1986年）3月5日到尚干、祥谦、青口三个乡镇四个工场目击了这些童工的现状。来自浙江泰顺县和福建福安、福鼎、拓荣、霞浦县的学龄儿童，在尚干镇编织厂有近40人，在泽下村竹编有90多人，在青口工艺厂的有60多人。这些学龄儿童大多数是女孩，都是由包工头从贫困而偏僻的山村，采用花言巧语诱骗出来的。每个童工每天要编织竹盘子（出口工艺品）50至70只，价值3元5角，但他们得到的报酬不到三分之一。据尚干镇编织厂的一个包工头王心余说，他们一年除给这些学徒（即童工）”每人一套衣服、每月30余元生活费用以外，年终报酬分为三个等级：进厂一年的，给200元（他们一年创造的劳动价值是800至1000元）。进厂二年的，给300元（他们一年创造的劳动价值是1000至1500元）；进厂三年的，给400元（他们一年创造的劳动价值是150O元至2O00元以上）。
这些童工住宿条件更差。他们虽有简易的床架，但冰凉的竹、木板上没有垫被，只有薄薄的一张草席。一床棉被要盖3至4个小孩，且男女杂居，甚至20多岁的包工头同十三、四的女学徒同居一室，很难说不发生越轨行为。孩子们吃的更差，每人每餐一盒饭，有时沾点辣酱，有时幸得一碗小白菜，有时竟拌着酱油吃。
这些童工的“天敌”很多，除了少吃少穿，抗冷抗热以外，还要抗脏。容纳90多名童工的祥谦乡泽下村竹编厂，环境脏极了：墙壁、天花板挂满了长长短短拖着烟须的蛛网；工场周围垃圾遍地，苍蝇成堆，厨房、井台和排水沟臭气冲天。他们的宿舍除了简陋，冬天没有垫被，夏天没有蚊帐。群众说，让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不冻死、饿死，也会脏死。许多孩子来后，看到这样的环境都想返回，但都“插翅难飞”。一个叫吴恩卡的儿童，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时，他看了看包工头的脸色，只好违心地摇摇头，但眼泪却从红红的眼眶里溢了出来。
这些儿童不但失去学习机会，也失去母爱和家庭温暖。祥谦乡编织厂一个姓董的小孩，脖子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疔疮，没有人带他去医院医治，只好让一个比他小的孩子，用一张草纸去挤压脓汁。问他今年多大，他痛苦地扭动着僵硬的脖子说：“14岁！”问他想不想家，他看包工头不在，小脑袋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
……
看了上述描写，怎能不令人联想起夏衍写于1935年的报告文学《包身工》？
据悉，国家领导人读了这则报道之后，纷纷批示要严禁雇佣童工。劳动部等方面也派专人赴闽侯县调查。在福建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全省清退童工的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然而，自1987年开始，童工情况又严重起来。广西玉林地区曾来信揭发，说广东来此招收童工。于是，广东也组织专人清退童工3000多名，而这绝不会是全部。
有关童工的悲剧不时传来。
在福建仙游县，招收童工被当地人视为生财之道。大量廉价雇来的童工，被派去从事危险的鞭炮生产。1989年初，该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发生4起爆炸事故，烧伤30多人，童工死亡5人（4女1男）。
河北廊坊某单位雇的童工，为取暖躲进棉花中睡觉，又不慎引起火灾，被活活烧死。
在北京，曾发生过一起吃活人肉的惨案：一歹徒将两个卖棉絮的孩子骗至家中杀死，尸解后当作美味来吃，被害者来自浙江温州，是结伴出来经商的姐弟俩，姐姐不足12岁，弟弟刚满9岁。
……
尽管，童工悲剧屡屡发生，可想当童工的少年依然源源不断，并得到家长的支持。原因就在于流失生队伍太庞大，而他们又急于挣钱，想尽快找到一份工作。贫困地区的家长们更是鼓动孩子出来，他们早为孩子订了亲，让女孩自己出来挣嫁妆。
各种组织向广东等开放省份输送劳务人员中，也时常有童工在内。就连某省妇联向深圳输送的女工中也有童工。曾告状广东招童工的广西玉林地区，在输送劳务中也送了不少童工。广东人十分恼火，组成调查组去工厂见童工，问其出生年月时，这才发现他们的年龄证明是假的，而童工们是花了钱才开出假证明的！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童工的悲剧呈现出一种自我运转的循环状态。
四 普及越广，流失生越多，义务教育出现了怪圈现象。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昭示着义务教育的发展方向。
1989年春天，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为轴心，中国出现了谈教育热的难得现象。
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了一句令国内外关注的名言：“10年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3月24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副主任何东昌等人出席全国人大举行的教育专题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李铁映承认：“现在中国有两亿二千万文盲，在青少年学生中，仅受小学教育的占三分之一，受初中教育的占三分之一，能受高中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五年。民族素质差、教育水平低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制约……”
其实，就学生本身来说，绝大多数还是愿意读书的。
河北文安县失学少女刘晓晶给我来信说：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小女孩，今年才只有15岁，像许许多多女孩子一样，我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快乐，可那些快乐过早地离开了我，陪伴我的只剩下孤独和无助。我辍学了！ 在这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里，我顿时感到了一种茫然和失落，开始感到人生的苦与累。在我们这里，人们的文化素质并不高，能顺利完成学业的只占10%。拿我这一届来说吧，能上完初中的才4人。这里的人们满脑子装的几乎全是金钱，为了钱，可怜的父母们不惜牺牲孩子的前途。
离开了学堂，我几乎变了一个人，整天愁眉不展，也曾一度想到死，但还是挺过来了。望着父母那日渐苍老的面孔，我的心都要碎了。
现在，我每天都坚持学习，每晚都从金钱的角逐中挣脱出来，去走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可是，太难了！谁能来拯救我这颗伤痕累累的心？
也有一些敢与命运抗争的少年，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利，联名投书于报社，寻求社会的保护。例如，安徽太和县旧县区郝庄乡黄庙中学文明利等21名中学生，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写道：
我们都是黄庙初中的学生，刚刚走进中学的大门几个月。然而，真是不幸，刚上了两个月课，我们就被停了学。因为我们的教室都是东倒西歪的草房，上级来人检查说属于“危房”，只好拆掉了。没有地方上课，我们200多学生只好回家去等。听说校长找到乡、县教育局，他们说最迟去年9月30日付建房款，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在等待，真不知该等到何时啊！
我们郝庄乡方圆左右有八个行政村，8000多人口，从1982年就开始人人交建校费，1988年的建校费更从每人3.50元涨到了6元。如此建校费该有几万了吧？可为什么到真要建校时，却迟迟见不到建校费来呢？可看看乡政府，不仅盖起了新瓦房，还建起了小楼，这又是怎么回事？农民们如今都说：建校的钱交了可不建校，让孩子们辍学，总说不过去吧！可他们的议论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都希望学到知识，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们渴求知识，要改变我们的家乡。我们要上学啊！我们要上学！
这封来信发表在1989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上，并配发了编后语，为他们的公民意识叫好。同时，该报也督促安徽太和县政府和郝庄乡政府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我想，解决人学问题只是初步的，入学后能否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是更关键的问题。
自198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来，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少年儿童大大增加了，但同时流失生也急骤增加。普及越广，流失生越多，义务教育为何出现这种怪圈现象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学脱离实际。
辽宁锦州市教委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锦州市对全市257所初中进行调查，发现辍学学生达16927名，占在校生总数的8%。
为什么现在初中生辍学现象日趋严重？
教学脱离实际，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是造成学生大量辍学的根本原因之一。锦州每年升入高中、中专和技校的初中毕业生2万余名，占毕业生总数的28%，其中农村毕业生升学的仅占17.2%，有3.5万多名毕业生回乡务农。据对回乡务农的学生追踪调查，发现他们面对目前农村新的经济形势，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识和身体心理素质等方面很不适应。农民批评说：“念了三年书，学着的用不上，用上的没学着。不如摆货摊、赶小海（到海里摸鱼捞虾）、要秤杆。”这种心理状态，恰恰是造成学生流失的重要基础。 与此相反，当流失生普遍增多的时候，浙江永康县的流失生却惊人地减少了，甚至一些已离校的学生也回来了。为此，《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记者赶来调查采访，发现吸引流失生复归的是实践教育。
永康县龙山中学的农忙假结束了，学生们返校后听到的头号新闻是，一位成绩极差的同学发财了。原来，这位同学借农忙假之机，去跑了一趟买卖，竟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昔日低人一头的他，顿时像凯旋的将军一样高傲，香烟、糖果大把大把地在同学中撒，还请同学吃了一顿，然后离校而去——辍学了。他的这一举动好比撒下一颗骚动不安的种子：寒窗苦读3年，不如外出7天！龙山这所从未有过流失生的完中开始出现流失生了。
尽管，永康是高考升学率较高的县，而“商品化还是斗败了数理化”，中学生们纷纷弃学从商、从工。学生厌学、教师厌教。教师越厌教，学生越厌学，如此循环往复，又是一个怪圈。毕竟落榜之人多于中榜之人。与锦州的农民一样，永康县的农民也尖刻地批评那些毕业生：书越读越蠢，学过的用不上，要用的又没学；越读越娇，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越读越狂，眼睛长在额头上，眼高手低。因此，这类初、高中学生回农村后很难马上找到合适的工作。
针对这一现实，永康县教育局开始在龙山中学试点，进行实践教育，后又在4所中学扩大试点。其做法是将职业教育的内容引入普通中学，在普通班建立各种职业技术兴趣小组，指定教师负责指导，每周辟出2节课时，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寒暑假进行实习活动。对升学无望的差生适当降低文化课的要求，免修英语，加强与职业技术有关的专业课，从兴趣入手调动学习积极性，使他们毕业前学会一二门技术。 实践教育的师资以校内为主，也聘请社会上的能人，经费上提倡以活动养活动。长城初中的口号是：“不向国家讨一分，不让群众捐一角。”实行承包制，辅导教师不仅负责学生的质量，还承担经济责任。如该校化工组，每年上交2000多元，多余部分归教师。在教学上以实践为主，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 这一活动马上吸引了那些自知升学无望的学生。据该县对226名学生问卷调查，有220人赞成这一活动。到目前为止，该县33所中学建立了包括30多种专业在内的100多个兴趣小组，300多个实践基地，受训学生2万多人。 长城初中1988年毕业生王有权，从电器维修小组学得本领，毕业后开了一个电器维修小店，暑期两个月装配了25台电风扇，赚了1000多元，这一信息使许多在校学生激动不已。 还在学校读书的该校电工组学生，为本乡大坟山沿村布设电线，安装电表、电灯，经电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村长设宴致谢：“真想不到你们这批毛孩子，还在读书就学到了真本领！”
“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这是永康县提出的口号。升学无望的学生在实践中重新树立起学习的信心，试点学校原来门门不及格的学生，现在语文、数学大部分已达70多分。
“读书有用”，‘数理化促进商品化”，流失生纷纷返回校园。实践教育深受乡镇企业欢迎，这些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践基地、资金和技术指导，并纷纷要求学生毕业后去工作。珠山初中一个班38位没考上高中的学生，全部被乡镇企业招了去。
有关人士认为，实践教育打破了单一、僵化的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结构，形成了一种为社会所求、学生所需、家长所愿的教育形式，促使教育朝着社会需求这一方向培养人才。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将应试教育改变为素质教育，释放出教育的活力。
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化低的赚大钱只是商品生产发展初始阶段的特殊现象，将来真正有大作为的人无疑需要丰富广博的知识。
《山西日报》记者穆哲民曾进行过极有意思的采访，即采访山西平遥县27名农民企业家，让他们现身说法，读书到底有用无用。
刘生武是山西省最早崛起的农民企业家。他于1982年承包厂平遥县东郭村连续亏损8年的农机厂，率先富了起来，后又带领全村人一起富，成了省劳动模范。除了刘生武，平遥县这几年又先后崛起了陈宝凯、庞明生、田长寿等几十位农民企业家。论其学历，70%是小学文化程度，20%是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毕业生仅占百分之几。因此，有些学生家长说：“念到大学毕业能咋？人家刘生武不也是个高小毕业生吗？”
商品生产真的就不需要知识了吗？（确切地说，人们承认教育是不可少的，但对究竟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够用有疑问）从对平遥27名农民企业家的采访可以发现，他们的成功不仅与本人的因素有关，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因素。
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多数知识近乎空白的人赚了大钱，出现了改革过程中知识与事业的暂时的错位现象。应该说，中国的商品生产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起步的。在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批判“商品生产”观念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下进入商品生产领域。在绝大多数人还为“主义”和“路线”问题而痛苦地纠缠着的时候，在商店货架上空空荡荡，生产门路很多、贷款又十分容易（曾经还分配过贷款指标）的时候，这些农民企业家先入为胜。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特点：胆子很大，又有那么点儿不“安分守己”。说得好听点儿，这叫做相信政策富得快；说得不中听些，叫做“撑死胆大的。”
商品生产还没有走上或完全步入电脑时代，拼体力、手工操作还是一种主要劳动形式。在这个时代发展某些生产，只需要上一二年高中就够用了。现在的不少乡镇企业正是这样，只有百分之十几能达到60年代一般国营企业的设备水平，而绝大多数还是采用半机械化或手工劳动，根本谈不上使用电脑进行生产。很难想象，现在一些乡镇企业的领导人所有的那点知识，如何能适应以后连安玻璃和塑料部件也要由硅片和电脑程序指导下进行的工作。
其实，当人们在羡慕或模仿这些农民企业家时，只看到他们的成功、荣誉，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像他们那样，大把大把地花钱，可有谁知道，他们却在深深地为文化的缺乏而困扰呢！农民企业家、四贡机械厂厂长韩士贡说：“我在1986年开始生产木工机床，那时平遥县全县3家，现在已发展到11家。1988年全县年产6000台，现在光保成一家就上万台，这种产品已出现过剩趋势。要生存下去，转产当然是条出路。但现在搞企业的人很多，行行道道都占得满满的，新的生产门路比前几年难找得多了。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最近我想上液压榨油机。但生产这玩艺儿不比木工机床，图纸设备都不现成，并且复杂得多，咱这个初中毕业生连图纸也看不懂。当然，现在我有的是钱，不愁用钱买来别人的脑子，甚至买电脑，但要指挥那些‘电脑’，咱这‘土脑子’就不行了。”此时，他不能不为自己文化低而伤脑筋了。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庞明生的情况就比较好些。他自1985年担任了东城机械厂厂长以来，引进了一条炉排半自动流水生产线，今年可望投产，铸造能力能达到3500吨，为现在的1.5倍。成为全平遥县唯一使用生产线的企业家。不过，他还是流露出这样的愿望：“能上几年大学就好了，再不上学，在以后的竞争中就要被淘汰了。”
深感知识不够用，绝非这些农民企业家的谦词。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再过15——20年，时代将属于谁，是那些踮起脚跟才够得上机床摇柄的小童工，还是那些一天可拿到一张“大团结”的小商贩子？都不是，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孜孜攻读的孩子们的，他们才是未来时代希望所在！
据悉，这27名农民企业家，学龄子女中，无一人辍学。在总共63名学龄少年儿童中，有17名上小学，18名上初中，10名上高中，8名上中专，还有2名上大学。有8名没考上学校的，都已自费上学或参加补习班。这种现象，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吗？不，这是他们对走哪条路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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