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历史的惩罚与现实的无奈，造就出了每年约600万的“待学少年”。他们被迫洒泪告别校园告别梦幻，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始体验到人生的艰难。
隐患既然埋下，总会伏击人们的。
1988年1月5日出版的《北京青年报》，隆重推出该报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评出的“首都中学生1987年十大新闻”，其中一大新闻：
“本市初三毕业生‘高峰年’引起的升学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同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决“待学少年”问题》的短论，指出：
几年前，“待业青年”就业曾经是一些城市头痛的事。随着经济改革、搞活，就业门路广开，这矛盾已大大缓解，这几年，另一个尚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正在悄悄出现。那就是某些城市的“待学少年”求学问题。
何谓“待学少年”？即考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由于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正好是“文革”中生育高峰出生的，许多城市的普通高中容纳不了这一升学人流，而近几年兴办起来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速度又跟不上。于是，像长春市那样，每年要有近万名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有些大城市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些少年年龄尚小，不适宜直接就业，只能在家“待学”，这就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家庭和社会的问题。
那么，这些“待学少年”有多少人呢？
单就北京市而言，87届初中毕业生约14万人，升入高中的仅占60.8%（其中城市占80.2%）。这就是说，约有54000多人加入了“待学少年”的大军。
据国家教委汇总的《1986年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表明，尽管这一年并不属于高峰，全国不能升入高中的应届毕业生也有627万之多！
天津市武清县泗村甸乡旧县村的少年王丰在给我的来信中说：
我是一个16岁的农村男孩，去年中考落榜，给我带来的难以言传的苦闷至今还折磨着我。
本来，我是老师们看好很有希望的，可是……我好痛心呢！您可知道，在我们这里初中不准再补习再考的。记得当我得知自己没有考取，我立时觉得天族地转，眼泪“唰”地涌出来了。一切的希望、幻想、五彩梦都在那一瞬间破灭了。天啊，我该怎么办？难道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时我想到了死……
我是个只知求上进的男孩。我真的完了吗？我不甘心呀！我更离不开学校呀！
孙老师，您可否救救我这个苦于求学无门的孩子？我相信您会让我重新走进考场。我真诚地求助于您，不要再伤那颗己经伤痕累累的心了，好吗？
我期待着，期待着。不要让望穿秋水的孩子在苦苦等待中遗恨终生……
湖北省某县初三毕业生罗勤来信说：
在初中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县重点高中——一中，然后向大学进军。可是，我初二年级并不很用功，到了初三才恍然大悟，于是拼命追赶，成绩还是在20名以外徘徊。我有两个好朋友，成绩都在20名以内。她们说：“拼了命也要考上一中！”
可是，一中每年才录取300多人，而考生却有上万人！要在千军万马中顺利通过独木桥是不容易的。临考前，我们称了一下体重，每人都掉了好几斤肉，可苍天并不因此特别优待我们，我们三人都被挤下了独木桥。
没考上一中，预示着大学梦破灭了，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可是，如果交钱上一中，要花1800元。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又有哥哥姐姐和妹妹在读书，肯定不会为我破费的。我的考分够了商业学校，因为商校中有一、二个名额可以考中南财大或江汉大学的，我暗暗想走这条补救的路。谁知，爸爸却不让我读商校，让我待业。他说：“读三年商校，每年660元，哪来的钱交？再说，毕业后还要自己找工作，不如现在就干活，工龄长，工资也多。”我极力反抗，说初中毕业将来能干什么？可爸爸说，他是小学毕业，照样拿了中专文凭。
在考前，我从来没有考不上一中在家待业的思想准备，这一打击使我措手不及，我偷偷地哭了。我后悔三年初中的时光错过了，我恨爸爸不为我想想，我才15岁，刚从天真中走过来，怎么能立刻走进另一个复杂的是是非非的世界。我并不是绝对不想待业，如果我今年十八、九岁，我会愿意的。可我还只有15岁，幼嫩的肩膀能挑起工作的重任吗？我还恨爸爸重男轻女。假若我是个男孩，他一定不会让我待业的。我哥哥今年没考上大学，非要复读，爸爸答应了，可为什么不答应我？ 暑假里我不敢上街，怕老同学的一句“你在哪儿上学”使我难堪。最令我伤心的是，同学们觉得我待业很可怜，都用同情的口气和怜悯的目光，我受不了。从此，我不再上街。
9月，同学们都走进了自己的学校（我班20多个同学进了一中都交了1900元钱）。早晨，窗外一片明媚，而我却站在窗前发呆。要知道，以前我是家里动作最快的一个、起床、吃饭、出门，然后吧嗒吧嗒地像小鹿一样跑下楼梯，迎着灿烂的朝阳去上学。而今天，家里每个人都是匆匆忙忙的，街上的人也是匆匆忙忙的，唯有我像个生活的旁观者。面对着我曾经多么熟悉的朝阳，我哭了。屋里安静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是我15年来第一次尝到寂寞、孤独的滋味。你不能想象，每天都是一个人在家，唯有一只收音机相伴，而你的心又是痛苦的，又觉得无所事事的寂寞心情。我心里异常烦燥，特别压抑，就放声大哭，反正家里没别人。
我多想现实也是一个恶梦，梦醒了我还是那么快乐。我也曾几千次祈祷，祈祷命运创造出奇迹。可是，谁能帮助我呢？
……
从大多数来信可以看出，少年们都把初中毕业后失学视为个人悲剧的开始，而很少去想其中更深刻更本质的背景。
最初，我也对全国627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感到不解，他们小小少年不上学又能干什么呢？一次，我去国家教委开会，曾向基础教育司一位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不料，她竟反应平静，回答：“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正常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普及程度就是到初中毕业嘛。”这让我顿时感到了现实的沉重与无情。
我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此法于1986年4月12日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于同年七月一日起正式施行。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中国领导人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的说明中，明确地谈了关于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
具体步骤与分析如下：
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又很不平衡。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方针，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要脱离实际地去追求高指标。从这个总的领导思想出发，全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要求在1990年左右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类地区是经济、文化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要求1990年左右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在1995年左右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三类地区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争取在本世纪末大体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补充解释一下，初等义务教育即小学教育，而九年制义务教育即由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组成。
看到以上最高法规的介绍，许多少年朋友或许会更加失望：噢，弄了半天，我们能初中毕业已经算幸运者啦！对，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教育的现状。虽然，高中和中专教育事业也在发展，但就面对全体初中毕业生而言，是没有力量全部接纳入学的。换一句话说，不论你考得多好和平时人品多佳，国家也只能选一小部分人升高中、中专以及大学。因此，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初中毕业后失学的原因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中国的现实造成的。
现实是严峻的。以北京为例，1987年高中录取比例为60.8%（其中城市占80.2%）。1988年高中录取比例降为62.8—55.6%（其中城市占62.8—77.6%），而考生由14万人上升为16万人！
看到这个惊人的比例，失学的少年们是否就不那么伤心和孤独了呢？未必。1988年，我采访北京失学少女李秋雪时，她对此不屑一顾：这凭什么就得包括我在内？为什么非让我去充当倒霉的角色？这是失学少年的较有代表性的心态。
中考落榜，对李秋雪来说好似一个晴天霹雳！其实，她挺有自知之明，没报重点高中，也没报中专，只报了饭店服务职业高中。就连这样的机会，她也失去了。
等她清醒过来，立刻意识到处境之糟，遂顾不得把苦滋味细细品味，迅速行动起来。根据学校教导处指示的一线希望，她带着报名费和高价赶洗出来的照片，跑去某商场办的培训班报名。与她摩肩接踵的同龄人，大多与她境况相似，可是他们有了位子，秋雪却被拒之门外。理由很简单：名额有限，优先照顾本单位职工子弟。
“待学少年”的出现，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严重压力。处在危险年龄的少男少女们，没有学上，没有工作干，却拥有冲天的怨气和打发不完的时间，不比一枚枚炸弹更可怕吗？于是，有些家长不惜倾家荡产，豁出几千元，给孩子买个高中的座位。有些家长则用手中权势，为子女占一个高中座位。1987年夏天，高中座位大涨价，成为京城里爆炸性社会新闻。第一章第四节里描述的“高价生”，背景正出于此。
可是，对秋雪来说，高中座位越涨价，这座位便与她越无缘。与湖北的罗勤一样，她的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工人，既拿不出钱。更摸不着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给她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差事，挣的钱连吃饭和路费都不够。
正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她。与她聊起这些，她愤怒地喊：
“钱就是命，命就是王八蛋！”
她开始喝酒了。
失学的小哥们儿，吹着匪哨，拎着啤酒，向她家集中。令这些哥们儿吃惊的是，秋雪对啤酒嗤之以鼻，说：“喝就喝白的！”一大盅60度以上的白酒，足足八钱，她一仰脖儿便干了，一向甜润、清亮的嗓子，燃起了熊熊的火。烧得她浑身热辣辣的。她大哭，大叫，宣泄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这群小哥们儿皆为失意之人，其中几个还受过处分。他们猜令划拳，怪声怪调地叫着，像梁山好汉一般狂饮，直喝得眼睛红红，身子晃晃。一个小哥们仗着酒力，挑逗说：
“秋雪，你真漂亮，让我亲亲吧。”
秋雪竟不慌忙，嘿嘿一声冷笑，活动了一下手腕，回敬“我再借你点胆子，你敢吗？我大嘴巴抽你！告诉你小子，李秋雪这儿不是妓院！”
众哥们儿见势头不对一齐好言相劝，并罚那不知趣的男孩子多喝三杯，方才了事。自此，他们称秋雪“白发魔女”（武侠小说中的一个无情侠女的绰号）。
秋雪的小哥们儿当中，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义气当先。一日，一女孩来报，说受了不相识一男孩欺负，秋雪便召来小哥们儿，说：
“哥儿几个，想练练手吗？”
这些小哥们儿都是打架的主，闻此纷纷喊好。当晚，小哥们儿勇赴战场，打得难分难解，凯旋时还捎回来一个人开心。他们把‘俘虏”围在当中，让其解下皮带，然后轮着用皮带抽他。一个小哥们儿把皮带递给秋雪，说：“你也来几下吧。”秋雪不接，说：“我那一份你代劳了。” “俘虏”被打得站立不稳，鼻子流血。秋雪掏出手绢让他擦净，还回家拿来药棉给他止血。哥们儿问：“打得行了吗？”谁知，秋雪一挥手，说：“再打！” 后来，当我用整整一个下午采访秋雪的时候，她毫无隐讳地讲述了以上许多细节，说：
“那时候，我的心变黑了，手变狠了。哼，我们已经倒霉透了，还有人找碴，他不找死吗？大不了赔他一个，反正我的命也不值钱！”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心肠这么硬？”我感叹着问她，“你不难受么？”
她又冷笑了：“我看心狠比心善好，人心太善了容易上当。不过，我们这帮哥们儿待人很真。”
说着，她谈起给她影响很深的一件事：
“在那阵子倒霉的日子里，我们哥们儿骑车子去了一趟香山。嘿，痛快极了！明明有大道，放在一边不走，专拣没人走过的小路走。我的裙子划破了，腿磕出了血，但我兴致极高，像是笼子里的鸟终于又飞出来了，一切一切都那么让人舒心。看看青山绿水，看看人们愉快的笑容，我像是重新发现了生活是美好的！我抱住一棵大松树哭了。为什么？说不清，反正就想哭。从香山回来，我觉得又有了信心。天地这么广阔，我就不信没有我李秋雪能走的一条路！
天近黄昏，屋子里有些暗了。她看看手表，突然站起来，说：
“孙叔叔，我该走了。今儿晚上，我要去西单报名，听说那儿有个职工业余高中班招生，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此后，我一直惦着她报名上职工业余高中班的事，唯恐她再次被拒之门外。
一天下午，我去她家采访。她竟端端正正地坐在圆桌前，一笔一划地练习描大字呢，像个用功的小学生。她奶奶指着桌上那半尺多高的一摞纸片，说：
“我这孙女知道学习啦！”
秋雪见到我，连忙打断奶奶的话，嚷道：
“孙叔叔，我可以上学了！
兴奋使她的脸放出明艳的光，她恰巧站在自己童年画像的下面，比照起来，一脉相承，都那么纯真、活泼。这使我很难将她那段疯狂的插曲插进来。
“我把临时工的工作辞了，白天复习和预习，晚上去上课。老师水平棒极啦！”
谈起她的新学校，她口若悬河，赞叹不绝。我深受她的情绪感染，决定去她的班上听一次课。
秋雪的新学校，实际上是依附在北京某中学的业余高中班，学生多数是在职而缺少高中文凭的工人。组织者是几位退休教师，每个学生每学期收费83元。
我去听课的那天晚上，赶上讲一次函数。授课人是位头发灰白的老先生，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他这是兼职教学，怕别人说他捞外块。他的课讲得条理清楚，而且亲切动人。
然而，那班年龄和素质都参差不齐的学生，却很难与老先生呼应和协调起来，嗡嗡的说笑声持续不断。更有甚者，开课半小时后，咣咣当当进来几个红脸小伙子，带着一身酒气。自此，教室里的嘈杂声近乎喧哗了。老先生连续警告5遍，一遍比一遍威严，却一遍比一遍乏力，只好皱着眉头勉强讲下去。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位子上，几次注意观察李秋雪，几次见她像鸭子似地向前伸着脖子，大有洗耳聆听之势。可是，毕竟太乱，她发出轻轻的却满是焦急的叹气声，向周围表示抗议。
归途中，想到这位16岁的少女不论风雨霜雪，几乎夜夜都要在此路上奔波两个多小时，我担心地问秋雪；“这么乱的环境，你怎么学下去呢？”
她很快地摇摇头，说：“对我们来说，能上学就不错了，哪还有挑学校的谱啊！”
据《人民日报》介绍，自1985年起，长春市为中考落榜的初中毕业生办起了电视职业高中，设62个专业。首届毕业的近2000名学生，80%被全民所有制单位录取为合同制工人。我想，北京和其它城市若能群起效仿或有更佳创举，这不是数百万“待学少年”的最大福音吗？
秋雪似乎压根儿没敢想这些，决心在那儿奋斗下去了。她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在几天前的测验中，她的成绩在50个学生中名列第一：语文86分，数学97分。我惊喜地祝贺了她，因为这种荣誉她第一次得到！
“反正，我们不能眼巴巴地等着被淘汰啊！我已动员几个哥们儿也上了业余高中。有了知识，愁什么前途？1990年在北京开亚运会，能不需要人么？
她变得比我还有信心了！
转眼4年过去了。
李秋雪怎么样了呢？她业余高中毕业了吗？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我一直惦在心上。
1992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又敲响了李秋雪家的门。李秋雪上班去了，一家人热情地接待我。谈起女儿的经历，做母亲的既感慨又欣慰。原来，秋雪如期毕业之后，做了某饭店的服务员。不久前，她又应聘去一家外资的卡拉OK厅工作。她一直喜欢音乐，嗓子也不错，在那里干得挺来劲儿。据悉，她已是高级服务员，月薪400多元。
李秋雪之路自然不是所有“待学少年”之路，但她那种不甘沉沦，发奋学习，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精神，却是大家值得借鉴的。
请记住贝多芬的名言吧，这位身陷逆境的音乐巨人说：
“我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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