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中学生来信说，沉重的升学压力就像索命鬼一样，时时刻刻在追逐着我们，仿佛要把我们吞噬掉。我们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却变成了“机器人”！
一 校园为何变成了地狱？快乐为何变得那么陌生？我们才十几岁啊，却有一颗很老很老的心……
据全国中学生情况调查的参加者苏兰英介绍，中学生学习生活现状的第一个特点，即学习目的单纯，偏重课本知识学习，追求高分数。 这项调查是90年进行的，调查面涉及了全国20多个省份。调查问卷第一项中问到“你认为学习是为了哪一种目的”时，有75%的学生回答“是想获得知识”。显而易见，当前学生的学习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是浅层次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衡量学生知识掌握的标准，往往是通过考试这一传统手段来进行的。这种导向措施，使学校、学生、家长都为取得高分而奋斗拼搏。从问卷第二项里“在学习上你是否希望取得优异成绩”一问中可以看出，回答‘非常希望”的占100%，第3、4、5项中分别问到“你认为考试分数是否重要？”“你的老师认为考试分数是否重要？”“你的父母认为考试是否重要？”回答“非常重要”、“比较重要”各占（学生）63%、（老师）77%、（家长）83%。
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学生只要学习成绩好，在学校老师爱，在家里父母宠，即使其它方面有一些问题，也能一俊遮百丑。因此，社会、家长、老师三方面对学生形的压力，是导致学生偏重课本知识、追求高分数的根本原因。
许多中学生在给我的来信中，都诉说了升学压力之下的痛楚烦闷之情，几乎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
内蒙古乌海市高一女生刘薇来信说：
我们这个学校只抓书本知识，连个美术小组、书法小组都没有。同学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只能走出教室聊聊天，闲逛一下，过得好没劲！接二连三的考试，压得我们如窒息一般。老师发了大量资料，父母急忙而辛苦地去买一本本厚厚的参考书，我们又能说什么呢？烦闷、苦恼只能在心中憋忍或暗地里发泄。
临近考试，老师和父母的叮嘱、警告，使我们的耳朵起了茧。停了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班上的活跃气氛更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人人忙着背公式、背课文、做习题、翻资料和参考书，夹着长长的叹气。
我常常心灰意冷，像个木头人一般。望着成堆的书本和资料，真想把它们统统扔进火炉，烧个一干二净。我悲哀，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中前进，没有人能帮我，稍不小心，便会掉进无底深渊。我真怕有一天，我会对所有的一切无动于衷，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快乐对于中学生很陌生。我们才十几岁，却已有了一颗很老很老的心……
平时，妈妈什么活也不让我干，只让我学习，甚至把我的手绢也讨去洗，真大可不必。外国学生都半工半读了，而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的屡见不鲜。有一天，我骑车子上街逛了十几分钟，母亲就唠叨不完。其实，我一个学期上街从没超过三次，因为母亲不愿意我独自一人上街散心，他们也不领我出去，我只能呆在家里解题解题解题。也许，这恰恰是我学习越来越退步的原因。
四川省某县初三女生李宏来信说：
我的世界很狭小，也没热情去交朋友。如今，初三的学生已无法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必须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现实是无情的。400多人的初三年级，去争只有两个班的高中年级；18000多初中毕业生，去争仅有的800个中专、技校生的名额。中专录取线曾达到591分（640分卷面），还只收8%，市重点高中录取线590分左右；省重点录取线高达602分；连一个乡镇的高中也要540分。于是，我们只能绷紧自己的神经，一天九节课，再加晚上两个半小时的夜自修。
作业多得可怕。就今天来说，语文作业有两篇作文，数学有十几道复杂的计算题。此外，还有英语、化学和物理。这么多作业，都必须明天早读课之前交，不交者后果自负。多么可悲，中学生难道是一个做作业的机器吗？
江西省某县高二女生彭云因为收到了我的赠书及信，心情很激动，特意讲几件当地的中学校园新闻给我听。
她写道：
我们上一届有个女生，每次大考都比我们这儿理科状元高几十分。理科状元已经考进北京大学了，轮到这个女生显威风了，她却考不成，进了精神病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极度紧张，终于崩溃。
这儿还有个男生，说不清他是哪一届的高三毕业生，反正读高中足足10年了！吓人吧？多么“顽强”的毅力。虽说高考有年龄限制，可在农村要改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月并不困难。您相信吗？他和我们的地理老师是同一届的。我们老师大学毕业都教好几年书了，而他还在准备高考。
……
读这些来信的同时，我恰好在看一本《中外少年》杂志。那上面一篇题为《洋考场——南朝鲜高考纪实》的文章吸引了我。
据介绍，南朝鲜大学人学考试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场面：26万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黎明前交通就开始堵塞。父母亲们汇集在考场外，鼓励孩子好好考。虔诚的学生们在柱子上挂糖果，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南朝鲜的考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一天睡4小时——过关，睡5小时——落榜。”高中毕业生在一整年中每天花上20多个小时来为9小时的考试做准备。为什么会如此拼命呢？考不上大学会阻碍事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婚姻。对于中学生来，压力实在是太难承受了。一位母亲在儿子12月会考落榜后与其一同服毒自杀。一位担心考试的19岁少年，从汉城一座公寓顶楼跳下。
这样的悲剧引起了全社会的呼吁，人们极力要求改革压力过大的考试制度和注重死记硬背而不是独立思考的教育制度。该国教育部长也指出，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的开端，需要掌握技能而不仅仅是背功，创造力是很重要的。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建立更健全的职业培训制度，以便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学生获得技能，参与社会的竞争。
然而，当我动笔写这部书的时候，即于读信和读《中外少年》杂志一年之后，我又从《北京晚报》（1992年5月19日）上读到一则最新消息《因考试压力太大南朝鲜接连发生学生自杀》。
据悉，汉城一个六年级女学生金荣艾，最近仅仅因为4月份考试得了73分而跳楼自杀。近时期一系列学生自杀事件，又一次令南朝鲜当局和社会各界大为震惊。
一家汉城报纸指出，学生们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制度深感不安和不满。现在，人们对学生们受到沉重的压力越来越感到担心，因为教育当局完全按照死记硬背得来的分数来评判学生的优劣和作为进人大学的条件。
这则消息发在《北京晚报》国际专刊的头条位置，将《南非粉碎一个国际贩毒集团》、《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纳粹战犯仍在德国逍遥法外》等消息压在下面，可见编辑的眼光与用心——中国的大学考试即将来临，要吸取南朝鲜的教训啊！ 信奉儒教的社会总是对教育评价极高。因此，南朝鲜、日本和台湾一样，考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大陆是儒教的发源地，自然也毫不逊色。
说真心话，虽然我一直为没读高中而遗憾，假如，让我现在去做一名高中学生，去迎接三年后的“黑色七月”，一定会不寒而栗。 学习一旦失去了兴趣，失去了创造，失去了自由，它怎么会是活生生的有用知识呢？它怎么会转化为青春所需要的实际能力呢？是的，三年辛苦可能给一小部分人换来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大多数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学生不过“陪绑”而已。高中三年正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获得与失去太悬殊了，简直可以说是扼杀青春浪费生命！在日新月异大变化的社会里，尤其如此。
彭云讲的那位上了10年高中的男生，即使能够感动上帝进入大学，又会有多少创造力呢？三年的事耗了10年，只为一张大学文凭，白白浪费了7年时光，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悲剧并未结束。持有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文凭的庸才何其多，不正是对应试教育的绝妙讽刺吗？
与那位男生的选择恰恰相反，北京有些中学生开始了只争朝夕的学习。我熟悉的一个女孩子初中毕业考入了某中专学校。中专的课一般不太紧张，她便一边读中专，一边报考了成人的大专班，齐头并进地学习。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这样，我中专毕业也就省下再读大专的时间了，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尽快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
当然，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情况不同，升学与否的利害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珍惜时光，做更多的事体验更多的乐趣，其生命不更有光彩吗？
中学生升学压力大的现状，已经开始引起国家的重视。自1991年起，国家教委要求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执行《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调整意见》（以下简称调整意见），并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承认：“调整前的教学计划是为重点高中制定的，课程结构比例也不尽合理，对一般中学来说要求偏高，大多数学生不能适应，学生课业负担重，不利于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学计划调整后，学生在全面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增强适应生活的能力，有助于全面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学生素质。”当记者问到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的目的和作用时，何东昌回答：“实行普通高中会考是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强教学管理，推动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给中学教育以正确的导向。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对改善高校招生有很大作用。会考是国家承认的省级普通高中文化课毕业水平考试。它是检查、评价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也是考核学生是否达到必修课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的重要手段……实施普通高中会考以后，高考科目将相应减少”关于会考之后的高考如何改革，这位国家教委的主要领导人肯定地表示：“第一、降低试题的绝对难度；第二，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能力。如果在考查学生能力和降低难度发生矛盾时，应该服从降低难度。” 在一次北京中学生的集会上，有人问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社长、“希望之星”骆新：“你认为什么样的新闻才是中学生最关注的？”骆新不假思索地回答：“取消高考！”全场一片热烈掌声。可是，取消升大学的考试就一定好吗？在舟山群岛朱家尖的金沙滩上，我曾与浙江省教委一位颇有思想的负责人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说：“考试的方法的确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但目前还找不出比考试更科学的方法。如果一律改为推荐入学，弄虚作假搞特权的人会大占便宜，而平民子弟入学机会更少。考试的最大优点，在于机会均等。”我觉得，他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尽管现实如此无奈，但改革的方向逐渐清晰起来，即越来越重视创造能力。我采访过的许多特长生都免试进入了名牌大学，这表明大学已经敞开了接纳真正人才之门。虽说，这只是一个小门，终究会慢慢变大的。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只要你脚踏实地磨炼出自己的才华，生活会你微笑的。
二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特别感激母亲，因为在他考中学落榜的时候，是“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把他“从地狱中救出来”。
1991年6月，正在我特别繁忙的时候，单位收发室催我取一封快件信，原来是贵州某县农村少年王泽良写来的，他恳求我马上给他父亲写一封信。
王泽良写道：
还有三天，我将进入竞争的考场，胜利与否，难以确定。也许是考场上的败将，也许是胜利者，前途未卜。
假若失败了，不理解的目光会齐刷刷地向我射来，嘲讽的话语会蜂涌而入我的耳朵。更可怕的是父亲的眼睛，母亲懊丧的神情。到那时候，我和他们便是冷冰冰的关系，根本说不上安慰了。 为了减轻自己失败时的痛苦，为了得到识字的父亲的安慰，我想借助于您的帮助，因为我父亲最爱听有名望的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说的话。孙云晓老师，您是一位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我求您这一回，请发发慈悲吧！请以您的名义给我父亲写一封信，大概内容是我失败以后需要理解和安慰，给他阐述我们青年人的前途是有辉煌前景的，中考失败了也未必丧失前程……
读这封哀哀切切的信，我实在无法弃之一边，乖乖地照他的要求做了。怕来不及，我发了邮政快件。后来，我一直在盼回音，却没消息了，不知王泽良是吉是凶？我真想把他的来信寄他父亲，让他识字的父亲反思一下自己对孩子的态度，又恐节外生枝添乱，便暂时忍住了。
甘肃省天水市高二男生刘强，父母正准备离婚，却约定等儿子考上大学再办手续。
刘强在信中说：
明年就要面对高考了，我心里七上八下。天水是远离沿海的内地，比起开放城市算是乡村了。今年，这儿的大学本科录取线才472分，但对于我压力也不小。
由于十年动乱，母亲没考上大学，对我的期望特别高，父亲虽然大字识不了几个，也支持我考大学。姨姨舅舅以及许多身边的人，都盼我能成为大学生。他们都向我许愿，只要我考上大学，给我买变速自行车、吉它、足球、运动服……母亲还对我说：“只要你明年能考上大学，我和你父亲就各奔东西!”
面对这些，我心里很乱，每走进家门总要处处小心，生怕给家里带来阴云。这样的心境，怎么能专心学习呢?
广西玉林初三女生林茜来信说：
在学习上，我并不是尖子，只是中等。我的忧虑极多，担心考不上高中是最要紧的，因为父母会受不了的。
每天早晨6点钟，父母起床为我忙早餐。我家离学校5公里，我每天跑6趟，也很辛苦的。玉林的升学率很高，城市学生比不过农村学生，重点高中几乎被农村学生占满了。我争不过他们，只好向中专或普通高中努力，这也未必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失败了会怎样，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也许我会去死!
我不是说着玩的。父亲为了我和哥哥生活得好一些，不得不停薪留职去做生意，成年的四处奔波，显得老多了。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家操持家务，虽然平时有唠叨不休的习惯，毕竟是好妈妈。近几天，由于天太热，妈妈脚趾流脓，疼得走路困难。可我要帮助做些家务时，她说：“你好好读你的书，其它活不用你干。”我听了，当时就差点流泪。父母如此为我们操劳，我的成绩太令他们失望了。我曾无数次在心里说：妈妈爸爸，我对不起你们！
说真的，我不敢求他们原谅，因为他们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我很惭愧。我大笨了，我的一切都比不上周围的同学。我是一个蠢材，一个失败者……
我很希望父母亲们能看到这一组来信。他们应该感到欣慰，儿女们并非无情无义，而是能体谅父母几番艰难和一片爱心的。但是，这爱却成了沉重的负担。如贵州农村那位初三学生王泽良，在进考场之前，首先想到的竟是自己失败了怎么劝说父亲，怎么减轻自已的压力。试想。如此忧心忡仲进入考场，怎么会有利于他的水平发挥呢？假如，真由于这个原因失败了，他的父亲能不遗憾吗？
即使完全为父母的愿望着想，也该让孩子轻松地走进考场，尽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水平。你想，孩子已经拼命了。可录取名额毕竟有限——义务教育只到初中毕业，国家尚无力量让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人高中。当孩子考场失败，他（她）本身已经十分难过，你还有什么必要责备他（她）呢？
1992年5月13日，我去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参加北京——东京第三届城市问题学术研讨会，听了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的演讲，颇受启发。 海部俊树自16年前参与日本的教育领导，并以文部大臣进入当时的福田内阁。从那时起到1990年夏天任内阁总理大臣，他曾两度任文部大臣共四年，任自民党文教制度调查会会长七年。也就是说，作为日本教育行政的政府和执政党的负责人，曾直接参与教育和教育改革长达十一年之久。他对“教育是立国之本”深信不疑。
这次，海部俊树演讲的题目是《人生最初的教师是父母》。但是，我们都没想到，他演讲中最动人的部分，竟是讲自己考试落榜时对母亲宽容之心的感激。
海部俊树说：
母子或父子之间的感情纽带，是靠日常积累建立起来的，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报考旧制中学落榜时的事情。本来我以为自己考中了，但考榜上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当我看到中榜的许多学友兴高采烈的样子，为难以形容的人生屈辱和挫折而万分苦恼的时候，是母亲安慰我：“走吧！哭也没用。明天可以再去参加东海中学的考试嘛。”并扯着我的手把我从现场拉走。
每当忆起当年对母亲那双粗糙的手的感触和好像被从地狱中救出来的心情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要加倍珍惜来自母亲的关怀，感激之情，永志不忘。我的少年时代是贫穷的，但通过这些体验和经历，我懂得了许多东西，如什么是心心相印的母子（或父子）情，作为孩子应逐步学会什么，必须听长辈的话等等。
……
海部俊树的母亲无疑是具有博大胸怀的女性，也是明智的母亲。她充分理解儿子落榜的沮丧心情，毫无责备或讥讽之意，似乎毫不在乎地说：“走吧！哭也没用。明天可以再去参加东海中学的考试嘛。”这话为什么让海部俊树终生难忘呢？因为这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说出来的关键话语，所以让儿子有一种“被从地狱中救出来”的强烈感觉。母亲的话虽短，却极有分量：走吧——蔑视失败，勇于抛弃痛苦；哭也没用——男子汉不流泪，流泪没出息，抬起头走路吧；明天可以再去参加东海中学的考试嘛——别灰心，天无绝人之路，希望是永远存在的！
其实，儿子考不上中学，母亲心里能不焦急吗？可光急光埋怨光说泄气话有什么益处呢？正因为母亲的胸怀博大，才为海部俊树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这一切不令天下父母们三思吗？
三 自尊心是人格的关键内容，而根据考试成绩排名次或排座次，无疑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
一般来说，学生最初都是爱学习的，也是渴望亲近老师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趋向。但是，这一心理趋向是不稳定的，一旦受挫，往往走向反面，转为一种心理对抗。在此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的人格与水平。
江苏某县初二女生陆芳红的来信，正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
她写道：
我带着梦想，叩开了这所幸运儿才能跨进的神圣的中学大门。这所重点中学在我的心目中，它是庄严的，也是神秘的。可是，没过多久，这种感觉在我心中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陌生、一种虚伪——说不出的虚伪。
期中考试之后，老师就为我们重新排座位。本来嘛，排座位是一件平常又平常的事，可班主任偏偏要来个创新。他让考试成绩在1至30名的坐中间两排，而让31至62名的坐在边上两排——靠边嘛！这样一来，成绩差的可就惨了。老师上课从不关心两边的学生。只要你不出声音，随你睡觉或是玩东西，他（她）连问也不问。中间和两边，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用老师的话来解释，这叫重点培养。学校才不管你什么德、智、体、美、劳全百发展呢，只要你分数高，即使德、体、美、劳均不及格，你照样可以保证在这四方面全部拿优。孙叔叔，看了这些，您也许不太相信吧？可我告诉您，这些完完全全是真的！
也许，同学们已经过惯了那种机器人似的日子，大家都变得虚伪起来。真诚，对我们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没有人会向别人敞开心扉，因为害怕讲真心话。正如我的一位朋友在日记里写的：
每天
我们每个人都在演戏
每日里
我们都戴着面具生活
……
一位《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披露湖北部分中学的内幕。
记者写道：
3位坐在前排都难以看清黑板上的字的近视眼，期中考试后突然被调换到最后一排。
照理儿，近视眼应被照顾，但由于班上实行了依考试名次排座次的办法，所以最后一排也非他莫属了。
眼下对学生考试成绩排队的办法真可谓无奇不有：有的学校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公开宣布，褒前贬后；有的将前20名用大红纸公布，后20名则享受大白纸待遇……
记者曾以《我最苦恼的一件事》为题，请南漳县部分中学生作文。一位同学写道：“我最苦恼的事就是考试后老师排名次。每排一次，我的心就紧缩一次、疼痛一次。现在离期终考试还有两个月，我却巳经开始担心、害怕，只好提前撕掉了1至2月份的日历。”
可以理解，教师根据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次或排座位，也是出于一片苦心。也许，他们想用这种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激厉学生不甘落后争上游，并促使家长们与自己齐心协力把学生的成绩推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果不负责任，随你学与不学好与不好，何必找这麻烦呢？
然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仅仅动机良好是不行的，还必须看效果如何。尽管你是煞费苦心，结果呢？不仅难以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连原有的信心基础和平等气象也严重破坏了。就像江苏女中学生陆芳红信中描述的那样，师生之间及同学之间均产生了对立情绪。这同样不难理解，那些受到惩罚的学生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被作为无能的差生角色受到特殊对待，就像身上被打下耻辱的烙印。不错，他们中或许有人由此发愤，把成绩赶了上来，但大多数人会对老师失去好感，甚至怀恨在心。这后一种情况常常成为学生进步过程最困唯的障碍。
即使那些公然受宠的学生，也未必能从排名次或排座次中受益。老师杀鸡给猴看的结果，使他们不自觉地向保守态度倾斜。一位中学老师分析得好，他说：“考试后排名次的做法。容易给学生造成思维能力上的缺陷。一些学生为了争名次、保名次，考试时唯恐丢分，力求按老师的意图、标准答卷，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势必禁铜思维的活跃，束缚以致扼杀创造力。”
据从日本考察归来的教育工作者介绍，日本教师将学生的考试分数视为个人隐私，从不公开宣布谁考得多么糟糕。当然，学生本人与教师都清楚到底有多糟糕。我认为，这一保密措施的确比排名次高明得多。首先，维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唤起了他暗暗发愤的劲头，自觉性大为提高，其次，密切了师生关系，使他们成为朋友成为默契的合作者，为今后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再次，避免了学生之间的分裂，始终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让他们时时感受到生活的魅力。
我想，中国的孩子也会有这一天的，因为聪明的人不会拒绝好办法的。
四 高价生——多益压力的承受者，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同样渴望拥有自己的蓝天。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商品经济对教育的介入越来越多，而高价生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高价生指本不在某校招生范围却因多交费而入校学习的学生。他们不仅受到父母的严重压力，受到社会的压力，也受到同龄人的压力，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
山东某市职业中专商财班学生于若梅，是带着5500元委培费入学的。她来信说：
我是一个性情刚烈而又好打抱不平的女生，从我的字可以看出，我是个有棱有角的人。可是我想，如果不把心中的苦恼说出来，我的“棱角”终会磨光，变成一枚圆圆的“鹅卵石”。
我就读于山东省××市职业中专，是89级商业会计专业。那个可恶的1989年，正是我初中考中专的那一年，我名落孙山，只好带着5500元委培费，垂头丧气地走上该校的校外委培班。
孙叔叔，你想想，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一个农民家庭，拿出5500元现款那是多大的负担呀！父母宁肯债台高筑，也不愿让我辍学。于是，在5500元钱的压力之下，我也逼迫自己拼命学习。全班40名伺学情况差不多，为了不负父母的重托，为了不愧对那5500元钱，我们不惜一切，失去了十八、九岁该有的欢乐，而得到的是一群真真正正的书呆子和用钱买来的户口及职业。我想，社会不会接受我们这批“书呆子”！你说是吗？可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的中专生活是难捱的。每逢星期天，我们便回家背点咸菜，打发掉这一星期。家庭生活的拮据，使我们确实不敢奢望吃好的莱蔬。因此，营养跟不上。可谁来关心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因营养不足造成视网膜脱落，休学已两个多月。
学生时代是艰苦的。可是，为什么要我们以中专的名义来交委培费5500元？事先也没有单位答应委托培训我们呀？我们如同普通中专生一样农转非，包分配，考学时分数只是差一个分数段。到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90级委培生又带着5500元钱和满脸的愁容走进校门……
孙叔叔，不要怪我向你诉苦太多。我们的父母正奋力挣扎在最后一线。我们希望不要再有如此的委培制度。我们的压力好重，如巨石，我们受不了，实在受不了！
……
湖北省××市高二男生丁捷来信说：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酸甜苦辣，但更多的是烦恼与枯燥。
我们班是这所中学高中部的独立团。学校隔壁是市重点高中一中。由于前年一中大量收购“议价生”（每个学生交1800元钱）。许多学生想到我校就读。但是，教育局为维护一中的经济地位，命令我校收高中生也必须议价。许多家长衡量了一下价钱，还是让子女上一中合适。这一来，导致了我校高中部的“发育不良”，只有我们一个班。 第一年，同学们一个个磨拳擦掌，誓与一中争个高低。老师们也是信心百倍，班主任更是用他的拿手好戏对我们强化训练。早晨比学校规定时间早20分钟到校；下午是2点30分上学。也提前到了1点10分。在这段本是我们自由的时间里，不准说话，只准复习功课，连讨论问题也不行。这且不说。又过一个月，由于男女生接触过多，老师怀疑我们是否出现早恋现象了，偏偏又查到一张六、七个男女同学的合影。于是，这一“事实”被他肯定了。他开始一一找我们谈话，一一为我们“配对”。 您是青少年文学作家，当然明白，少年男女在高中阶段是比较喜欢互相接触的，这是由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决定的，是朦胧的，却不会轻易爆发。本来，大家之间并无真事，但总被找来找去，就成了共同患难并肩作战的“战友”，说不定真会产生感情呢。这种关系很奇特，有时变得很美妙，有时也很糟。
总之，我们都泄气了，松劲了，觉得很累。高二开学时，有的转到一中去了，有的弃学从商，有的当了工人。我们这个“独立团”大伤元气，只剩下27名勇士。我烦透了！中考时，我仅以2分之差未去成一中，本想在这里一搏，结果竟是这样。想去一中吧，又听说一中老师对议价生根本不管，并且议价生也被人看不起。尽管议价生人多，绝大多数也会在高考预选中被淘汰的，又有什么希望呢？
高价生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并且从小学就开始了。据可靠消息，北京某重点小学的校长透露，招一个高价学生收费一万元。一次会议上，我碰到该校一位模范班主任，向其核实此事。她不屑地回答：“给一万元都不一定收呢！”
由于高考这个致命的因素，高价生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学里。早在1988年2月，北京中学生通讯社记者就写过微型调查报告，反映北京101中办“高价班”引起的风波。
北京101中位于圆明园西侧，是一所市重点中学。该校的老校长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该校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些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尽管海淀区教育局自1986年起增加部分拨款，校舍陈旧的难题一直没有大的改观。为此，该校接受了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院等20多个单位及一些个人为学校集资的建议，条件是适当解决其子女入学问题。 1987年，101中学除按国家计划招收6个班的高一学生外，又超招两个班，共100多名学生，集资239500元，平均每人2395元（不及重点小学要价的三分之一！）事发后，海淀区教育局予以通报批评，并没收了全部集资。首都新闻界报道了北京101中办“高价班”受到批评的消息，而几天后，有家报纸又发文章为北京101中鸣不平。于是，“高价班”内幕爆光之后，引起了人们的颇多议论。
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领导人对101中的做法表示同情和支持。北京大学附中一位校长说：“如果不是我们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我要的价码比101中还高！”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校长说：“我理解101中办‘高价班’的苦处。我没办，是因为我的眼光不在这儿。”
非“高价生”的家长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害。一位家长抗议说：“我的孩子以6门功课平均96分的成绩考进来，凭什么掏点钱也可以进？‘高价生’和‘考进生”混合编班，会影响我的孩子的学习环境！” 那些“高价生”呢？没有一个人脸上笑逐颜开。他们大都愁眉苦脸，情绪低落，自卑感极重，似乎低人一等。其中一名“高价生”说：“我是在爸爸妈妈的要求之下来的，本来基础就不好。学着看吧，反正就这样了。”
作为101中的主管部门——北京海淀区教育局，自然也有自己的道理。该局一位领导说：“101中办‘高价班’受批评，主要是因为学校本身有能力多招两个班却只报了6个班，而且收的高价生有不少是外校已录取的学生，这在社会上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但101中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作教师的福利，这还是走得正的。现在人们对文化层次的要求高了。101中之所以有人要去，不就是因为学校好吗？一些单位为了使知识分子安心工作，为学校集资，从而把他们的孩子送进重点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办‘高价班’势必会给相当数量的普通学校造成更大的压力！”
北京101中办“高价班”的风波已经过去了。虽然，没有人再出来表示什么，北京城里的“高价班”越来越多却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便是由“高价小学生”又升为“高价中学生”的，并且准备当“高价大学生。”她至今仍在北京海淀区某重点中学读书，已经引不起什么风波了。
出钱投资于教育，总是好事情，即使有些消极影响，也是利大于弊。投资多了，学校条件改善了，对非“高价生”不是也有益处吗？再说，“高价生”也未必是个人蠢笨，他们偶尔考场失误，借助金钱的帮助，重新获得机会，有什么不好呢？
假若，发了大财的企业或个人都来办教育，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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