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师生关系本应是滋养学生人格健康而和谐发展的一块绿洲，然而，由于教育的某些恶性循环，却使师生关系处于尖锐的冲突状态。
一 教师的专制与粗暴，导致了15岁的中学生李正兵服毒自杀，但这一血的教训似乎被教育界忘记了。
1986年9月26日，《光明日报》以黑体字标题《天门县一名学生为何服毒自杀》，刊登了记者调查，指出这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教师粗暴教育方法的结果。
记者写道：
15岁的李正兵是该县（即湖北省天门县）龙华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由于该生基础差，学习成绩一直跟不上去，纪律性也不很好。班主任冯德厚老师忽视过细的思想工作，稍不如意，就训斥责骂，罚其站课桌示众，甚至赶出教室，这些做法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1985年10月12日，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冯德厚老师为了整顿纪律，要求全班80余名学生每人拿张纸，检举几天来表现差的学生。次日晚自习时，冯老师到班上公布检举结果，并规定：凡是被检举的学生，罚抄语文习题若干道，有几票就抄几遍。结果，全班多数同学被罚，其中以李正兵得票为最多，19票。冯德厚老师说：“李正兵，你干脆不要来了，我几时通知你，你就几时来。”10月14日，李正兵来到学校，但不敢进教室，只在校园里徘徊。9时许，李正兵端了一蛊“一六0五”农药来到教室北窗下，对教室里的同学涂杰说：“我手里端的是药水，我敢喝下去。”说完一饮而尽。同学们急忙和老师一起将他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次日身死。
事件发生以后，天门县教委对此事件作了处理，给予冯德厚老师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龙华中学。今年3月，湖北省教育委员会也就此事发出通报，通报指出：李正兵服毒一事“所反映的问题，在我省带有普遍性。”“沉重的学习负担压得学生抬不起头来，使学生的思想和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个别人甚至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牺牲品。”通报要求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端正办学思想，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李正兵事件中总结教训，防止类似的事故发生。
我想，对于李正兵服毒自杀之事的发生及处理，冯德厚老师一定会感到冤屈不平。试想，他如果对班里的纪律不管不问，当一个视而不见的好好先生，怎么会有学生自杀呢？他又怎么会受处分和被调离呢？他那么严加管教还不是为学生们好吗？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平之感中看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他走，神差鬼使，让他同样成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牺牲品。
再说李正兵之死，固然是“老师粗暴教育方法的结果”，同时不也表明了他心理承受力低吗？用心理学的说法，这是一种“蛋壳心态”。所谓“蛋壳心态”，是指个性十足、争强好胜，但经不起任何波折和外界干扰的脆弱心理，这在独生子女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冯老师的手段是错误的，你可以从心里蔑视，也可以在行动上反抗，为什么一步退进地狱里去呢？
往深一层想，找出为什么会有冯老师与李正兵这一对矛盾，是更有必要更有价值的事件。与历史和社会相比，任何个人的责任都是微乎其微的。
尽管，《光明日报》一再呼吁：“要体现尊重学生自尊心的精神”，“教师应该多懂一些青少年心理学，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可是，现实生活中类似冯老师的粗暴做法，依然屡屡发生。
江西某县高二女生艾春的来信，感慨万分地诉说了与班主任的矛盾。她说：
我们的班主任郑直老师，是个非常专制的人，因此外号就叫“专制”。
“五·四”前夕，学校要发展一批团员，我的同桌杨敏写了申请书，并填了表，我们俩高兴了一个晚上。但是，第二天，哭肿了眼睛的团支书告诉杨敏，班主任意见一栏没通过。我们大为懊恼。我怂恿杨敏找“专制”谈谈，杨敏去了，也是红着眼睛回来。原来，团支书已经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专制”说：“无组织无纪律，不把我这个班主任放在眼里。你以为你这大团支书厉害吗？我随时可以撤消你……杨敏来了还会有好果子吃吗？”于是，她入团的事就彻底吹了。
前天，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开学时，我们每人交了10元钱班费，全班共有500多元，准备买电风扇。现在天热了，教室里像个大蒸笼，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于是，大家纷纷催班长买电风扇，谁知，班长竟说没钱了！大家傻了一样。这学期只开过一次晚会，看了两场电影，500多元就没了？我们开了两节课的班会，也搞不清这钱到底怎么花的。因此，有同学投信于“校长信箱”，告了“专制”一状。
“专制”得悉后，大发雷霆，连课也不上了，训斥我们说：“这像什么话？竟怀疑到我头上！我对得起大家，没功劳也有苦劳。我就这么可怜？贪污你们这几百块钱……”他还扬言一定要查出这是谁的杰作，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不追究刑事责任，但一定要向他赔礼道歉，否则别想拿到毕业证。教室死了一般的静，没人看他一眼。他又说，过去的事算了，不加追究，希望大家团结，如果僵下去，吃亏的还是你们，教不好课他不负责等等。其实，谁希罕上他的课？有人提议全班联名写信要求换班主任，可大家慑于他的淫威，又听说校长对他的“拍马屁”很满意，也就不了了之了。
碰上这种老师真倒霉！孙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不久，我们就面临决定命运的高考了，如果照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江西的艾春所述，主要反映了老师的专制，而安徽某县高三男生丁强的来信，则披露了该校语文老师张××的野蛮行为。
丁强写道：
孙大哥，您不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给您写信。首先我想说明几点：第一，我所叙述的事完全真实，您尽可以调查核实；第二，我的叙述中的人物用的全部是真实姓名；第三，您在调查时，请千万不要出示我的信件和我的姓名；第四，引用时，请不要说出事件中人物的真实姓名（为了尊重他的要求，有关此信涉及的人物皆用化名――本书作者注），否则，我会恨您一辈子的，我实在怕啊！请您仔细地看下去，人物语言除实在无法表达外，全部是原话（我恨当时没用录音机录下来）。
1991年4月20日，星期六的上午，第一节英语课。英语老师走进教室 ，将上节课测验的试卷放在讲台上，还没来得及说上课，就听见“咣当”一声，教室的前门猛然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戴着一副棕黄色近视眼镜、上着黑西服、脚穿黑皮鞋的人，几个箭步冲到A、B两个男生面前，两只大手一手抓一个学生的衣领拎了起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张××。只见他怒气冲冲，脸涨得通红，声嘶力竭地怒吼（我的描述并不过分）：“是哪个小杂种刚才喊我名字的？讲！是哪个小猪日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是谁？老子刚才分明听到有人在喊老子的名字；一抬头，你们站在窗前看着我笑，不是你们是谁？”
说罢，张老师又窜到讲台，当着全班76个人的面大声怒骂：“你们都是猪日的？你们都有大（父亲）有妈！？你们难道不是人日的？！是猪日的？！你们大、妈都不是人啊？！告你讲，老子在楼下分明听到了你们两个小狗日的喊老子名字。怎么啦？老子教坏你了？跟你讲，这件事我跟你们没有完。哪个喊的自动给老子站出来，不然，你们这节课谁也别想上！”这时，同学们发出了抗议的声音。张老师凶狠地说：“你们还了得？噢，以为我是好惹的、好欺负的……”
英语老师早已经走了。同学们都从惊愕中醒了过来，纷纷嚷着：“这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不给我们上课？”“就是，凭什么？”“哎，你听到A、B喊了吗？”“没有啊！我在跟前根本没听到，他在三楼下面怎么听到的呢？”……
这时，A、B走出教室到办公室去了。事后A说，他不想影响别人上课。张也出了教室。顿时，班里擂桌子、跺脚、吹口哨、哄笑、拍巴掌、叫喊、议论乱作一团，简直比一锅粥还一锅粥。
在办公室里，张老师操起扫帚，用把打B，B没敢言语，B平时相当老实厚道，寡言少语，忍气吞声。要打A可就不同了，A虽然与B都是农村的孩子，但A在初中和高一时是闹事者，有几次打架都有他的份儿，从高二起转变过来，曾在校会上被教导主任表扬过。A说：“你要是打我，我就还手。”结果，张老师被老师们拉开了。下课后，A去找校长，校长劝张老师息事宁人，张不答应，非要找出喊他的人不可。
上午第三、四节课是张老师的语文课。他首先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说式“独白”。
他说：
语言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定的含义。作为符号本身是没有感情色彩的。同样，张××3个字也是一个符号，它表示我这个人；既然是符号，人人都是可以喊的，但是作为语言来说，是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的。因此，符号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具有感情色彩。
张××3个字代表我这个人，也就代表我的尊严。当他们（指A、B）喊我名字时，那种“嘲弄”的神情，就使这个符号带上了感情色彩，成为一种侮辱……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家姐弟4人，我是老二，脾气最大。我发起火来，他们都得让着我，连父母也得让我三分。
那有人说了：你是教师嘛，应该忍让，应该讲文明。谁说的？噢，你们是人，教师就不是人了？你们对我们讲文明，我们才对你们讲文明呐（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作者注）。
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A、B说不是他俩喊的，那就请他们找出来是谁喊我名字的，找不出来，对不起，你的毕业成绩语文平时成绩零分！不是说讲“费尔泼赖”（公平）吗？我们就来一次“费尔泼赖”。好了，我本来打算上课的。现在搞得我连课也不想上了，你们把这份卷子做一下。“
A找了他的大哥，被他大哥狠狠训了一顿，他大哥也认为是A喊的。星期日晚上，A的大哥来学校找到了张老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10点左右，又将A、B带到张老师家。张仍然坚持：如果A、B不说出谁喊的，他就按照他说的办――毕业成绩语文零分！
请亲爱的读者朋友谅解，我如此大篇幅地摘录了以上3封来信。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便于剖析师生冲突的症结何在；其次，也觉得这3位中学生敢于冒犯师威吐露真言实属不易，应借此广而告之，让教师们听一听学生们的心声。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未成年人来说，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导师；因此，师生关系是存在于学校这一社会组织诸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中学生已经意识到师生关系的重要，所以对教师的期望值很高，也是他们最热门的话题，一旦受挫失意，反弹便格外强烈。
师生关系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难忘也难以替代的影响。那么，学生喜欢和讨厌什么的教师呢？在我的手边恰好有两份资料可以对照一下。
学生喜欢什么样的教师呢？1988年12月2日《青年参考》载文《理想教师的十二种素质》中介绍说：
一、 友善的态度――“她的课堂有如一个大家庭，我再也不怕上学了。”
二、 尊重课堂内的每个人――“她不会把你在他人面前像猴子般戏弄。”
三、 耐性――“她决不会放弃，直至你能做到为止。”
四、 兴趣广泛――“她带给我们课堂以外的观点，并帮助我们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
五、 良好的仪表――“她的语调与笑容使你舒畅。”
六、 公正――“她会给予你应该得到的，没有丝毫偏差。”
七、 幽默感――“每天她会带来少许欢乐，使课堂不致单调。”
八、 良好的品行――“我相信她跟其他人一样会发脾气，不过我从未见到过。”
九、 对个人的关注――“她会帮助我去认识自己，我的进步赖于她使我得到松弛。”
十、 伸缩性――“当她发现自己有错，她会说出来，并会尝试其它方法。”
十一、 宽容――“她装着不知道我的愚蠢，将来也是这样。”
十二、 有方法――“忽然间，我能顺利念完我的课本，我竟然没有觉察这是因为她的指导。”
学生讨厌什么样的教师呢？1991年第2期《海外星云》杂志介绍了一项调查，发现被学生讨厌的教师有以下特征：
1． 经常训人；
2． 过严；
3． 情绪不稳定和不好；
4． 留做不出来的作业；
5． 不耐心，没有同情心；
6． 不和学生在一起；
7． 讨厌学生；
8． 服装不整齐；
9． 不笑；
10． 爱说坏话；
11． 体罚学生；
12． 不公平；
13． 一名学生出事，责备大家；
14． 偏爱；
15． 教法不好；
16． 不易接近。
令人寻味的是，反正两种调查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都把宽容与尊重人列在首位。由此可见，人格平等是师生关系的第一准则。尤其是对待渴望自立的中学生，没有人格平等做前提，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因为，教育是否有效的根本性标志之一，是教育者能否让受教育者自动地敞开心灵之门；假若，受教育者处于对抗状态，心灵之门紧闭，教育者的说教或训斥连废话都不如。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处罚更强烈。”为什么呢？宽容并非是对错误的否认，而是意味着对人的理解，信任与期望，其效应是唤起犯错误者的自觉，调动起他本身的力量去战胜错误，这不是棋高一着吗？
以上读者来信批评的3位教师，虽然情况不尽相似，但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不尊重学生，缺乏宽容心。
以安徽那位张老师为例，且不论学生是否直呼其名，那样野蛮地侮辱一个班的中学生，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若学生讨厌的教师16个特征相对照，简直就像从他身上概括出来的一样！
当然，学生叫老师的名字，在中国是视为不礼貌的行为，而实际上，这算得了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张老师的推理是：学生是人，教师也是人；学生讲文明了，教师才能讲文明。这无疑是把教师降到了连学生也不如的水平，是一个荒唐的逻辑。
吕敏在《教育论丛》1991年第3期上深刻地分析此类现象。他指出：
师生关系的实质是师生双方的解放。把教师和学生从传统的强制教育的观念与体制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了自己。”（《马恩全集》第一卷443页）师生关系的解放，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教师与学生，就是改变师生关系中“目中无人”的局面，师生间的人格平等，相互热爱尊重与合作，来改革培养人的过程，全面探索人的发展问题。
……
有的教师的教育观依然被传统的陈腐的教育思想禁锢着，还没有冲破教育中权利主义的羁绊，对学生的人格进行无端的“教育侵略”，这只能使学生产生屈辱感和逆反感。学生只有亲其师方信其道，这种做法只能使学生背其师而逆其道……
如今，我们的学生时常会面临着“教育侵略”，怎么为呢？我想，作为走向21世纪的中学生，不应乖乖的被征服，而应学会变被动为主动，拿出主人的胸怀与气魄来，就像艾春、宁燕和丁强这样，不甘心青春被摧残，奋笔疾书与之抗争，是值得钦佩的举动之一。同时，还可以学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师生关系的改善，民主权利的保证，是师生们共同的责任。虽然，教师是主导的一方，学生仍可以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维护法律尊严是基本方面之一。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民展的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正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四大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学校保护一章里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得随意而开除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法律如山非儿戏。据悉，美国的家长和教师不敢做出侮辱未成年人的举动，即使孩子犯了错误，大人也不敢打；大人是怕孩子吗？不，他们怕法律，并且有了较自觉的法律意识。中国的孩子为什么不也学聪明一点呢？也许，借助法律的力量，我们可以较快地走向平等，走向民主。
二、中学生教育的困难之一，在于出现了畸形的局面――对象是复杂的而教育是简单的。
让我们先来读两封中学生的来信吧。
重庆市高二女生叶兰在信中说：
当我给您写第一封信时，我有一种预感，一定会收到您的回信――我相信我的第六感官。果然，收到了您的回信。在这封信里，我想写下我的困惑。
我们的老师总希望把我们琢磨透，但他们总不能如愿以偿。许多老师总爱这样对我们说：“我不仅当你们的老师，也愿当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对我说心里话。”这些话开始挺让人感动，可真的交谈起来，老师又扳起了那副高高在上的面孔，让我们不由得敬而远之。对于一个思想上根本不想成为我们的朋友的老师，如何能对他们说心里话呢？
我们曾遇上一位无话不谈的老师，一起谈生活、谈社会，平等地争论问题，又一起无拘无束的大笑。可是，当我们谈起烦恼忧愁的时候，这位老师竟说：“真不明白你们现在的中学生，整天吃得饱穿得暖，又不操心家务，还有什么烦恼忧愁可言？”我们一下子愕然了：这就是平时最了解我们的老师说出的话吗？诚然当代中学生是有一些人沉醉在轻歌曼舞中，是有些人自寻烦恼，但那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我们正是风华正茂的季节，不免“书生意气，挥斥方道”，也不免会用偏激的言论抨击一些社会现象。我们在成长，总会磕磕碰碰，付出一些代价，这怎么会没有烦恼忧愁？我们不可能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
由于受到港台文学的影响，我们在狂流中站不住脚了。有同学定作文用了“年轻的我”这样的句子，老师说这样的句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形容词不修饰代词。但是，我们不服气，举出一些杂志的句子给他看，如“潇洒的他”、“漂亮的她”等等。老师更气愤了，说：“这些全是错的！现在一些编辑和作者不负社会责任，用一些错误语法，混淆了中学生的概念。你们今后读书要多想一想，多问一问，避免发生这一类错误……”老师说得对吗？我们疑惑不解。
上曹禺的《雷雨》这一课时，老师说不同阶级的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爱情，我们全班同学都持反对意见。老师举出《红与黑》中于连的例子，我们则举出《永恒的爱情》为例子，证明真正的爱情可以逾越阶级界限。老师说这只不过是一部电影而已，《红与黑》不也只是一部小说吗？反正争了半天，谁也没说服谁。
……
15岁的胡明明虽然比叶兰小两岁，来信的语气却冲多了，颇有些火辣辣的味道。
她说：
《16岁的花季》是我看到迄今为止最好的青春片，可还是不能反映真实的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把“小虎队”作为偶像？为什么我们喜欢流行歌曲？为什么我们喜欢到拥挤的地方打游戏机？为什么要变着法儿气老师和父母？为什么喜欢与众不同？只是因为真的没人理解我们！
16岁绝不是单纯的年龄，我虽然只有15岁，早已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早熟远远超过了你们的想象，我们懂得的也远远超过了你们的想象。你们认为是大人的事，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明白了。该怎么跟您说呢？我真的不认为你们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像《16岁的花季》中所说的“早恋、家庭不和还有寄人篱下。虽然，那里也反映了大人们对我们的不理解，不过实在太少。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被大人所接受和承认，还有考试和出路。
我们当中不少人看过的书和录像带，更不必说音乐磁带了，大概比你们大人都多。我这人也是这样，接触的东西太多太杂。从童话到老子、庄子；历史人物传记、世界名著、科幻小说、侦破小说、武侠小说、军事理论等等。甚至连菜谱都看得起劲。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然后又想作福尔摩斯，真可笑！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吧，我不断改变着观点。书看得太杂了。我们常常把歪理当真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常想，大人们到底比我们大在哪儿？
每个人都要经过青春期，为什么一定要让成年人来理解一些属于我们青春的孤寂？何必！他们的理解真有那么重要？
……
我在跟踪采访当代中学生的10余年中，有一个突出的感受：为什么老师们普遍认为如今的中学生难教？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出现了畸形局面――对象是复杂的而教是简单的。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地进入中学生的生活，使他们获取的信息量骤增。一般来说，学校比较注重课本教学，而教师本人除了教学和操持家务，精力所剩无几，去涉猎社会文化信息的时间远不及学生。因此，师生之间发生了交流短路的困难。广而言之，整个第三代人包括笔者在内，若想以圈里人的身份进入中学生领域与其对话，都是相当艰难的，主要是缺乏共同语言。
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9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社会文化市场的日益繁荣，已对中学生的课余和校外生活产生极大影响，并向学校教育提出了挑战。
近几年来，电视、录音、录像、电子游艺、游艺场等新的文化娱乐方式，强烈地吸引着中学生。据调查统计，中学生闲暇时间平日平均为1.81小时，星期天和节假日平均每天3.75小时。中学生接触社会文化生活更加广泛。放学之后，他们常去的地方如下（每人填3项）：
1、41.5％去书摊或书店；
2、49.4％去同学家；
3、29.5％去电影院；
4、26.5％去博物馆、图书馆、少年宫等文化场所；
5、8％去电子游艺室；
6、32.3％无目的逛大街。
由此可以发现，中学生参加文化活动，已由过去的集体为主转向个人或小群体为主；活动地点由校内为主转向校外和家庭为主；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中学生接受社会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有57.4％的教师认为，中学生接触社会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其余依次是同学、教师和家长。复杂多变的社会信息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快速地传递给中学生。在多种渠道中，影响最大的是电视。被调查的11647名城市中学生，92.2％的家庭有电视机，11.8％的家庭有录像机。中学生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每人每天为1.05小时，有83.1％的中学生每天都看电视。22％的中学生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在2小时以上。电视的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直观、形象，对中学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许多中学生喜欢的书籍、歌曲，往往是先从电视中得到信息而流传开来。
以上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前面两封中学生来信，提供了一把钥匙。在以往研究少年社会化的时候，专家们一向认为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中学生接受社会文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首先是大众传播媒介和同龄人群体，其次才是教师和家长。试想，与信息不灵的人交流，中学生怎么会有浓厚的兴趣呢？
除了信息获得量的悬殊之外，在对这些社会文化的内容评价方面，教师、家长与中学生的认识也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
上海高一女生鹿鸣的来信，谈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感受，大致可以反映出城市女中学生的心态。
她是给我写了长几页的信之后，才把话题转到流行音乐的。她写道：
嗨！侃了那么一大通，的确很激动。一方面，我为你的真诚所感动――“我伸出了友谊之手，谁来握住我的手？”另一方面，刚听完张国荣告别演唱会的录音，为他那一遍又一遍的《风在起时》所感染。
于是乎，我写下了这些文字，真痛快！女孩子也不一律是文静，文静的背后藏着一颗洒脱的心，果断的心。16岁真好，16岁的一切在几十年后的一个黄昏，独自回忆起来，是美好得能让人流泪的。16岁的我敢于说真话，而60岁的我是否还敢于坚持真理呢？未必。
16岁的我可以在深秋的晚上，暂时抛开ABC，披上一件厚厚的牛仔衣，在长满法国梧桐的街上散步，思考一些问题；可以坐在楼梯口痴痴地等待，等待的无非是一种熟悉的感觉罢了；可以蜷缩在床上听各种流行音乐，享受一分静谧的滋味；可以和同学们在踏青的路上大唱《逍遥游》……
是啊，这一个年龄，一切都只属于这一个年龄！
我会和同学们大谈姜育恒的孤独，王杰的凄凉，张国荣的深沉，谭咏麟的浪漫，席慕容的清丽，三毛的独立，也谈足球和政治……谈各种各样我们这个年龄所感兴趣的每一个话题。
不是吗？我们的生活是多彩的，是有青春气息，而不是一天到晚为感情所困忧，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我们也迷惘，也困惑，面对世界上太多的不公平，太多的不可思议！我们也孤独、也寂寞，否则，姜育恒、王杰、高明骏不会受中学生如此的欢迎！在寂寞的时候，一遍一遍地放姜育恒的《寂寞的缺口》，那知音般的感觉，只有在这种年龄的人才能感受！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孤独、寂寞投入繁忙的学习中，尽可能让它冲得淡一些――“把寂寞当作调料”。
在彷惶中，我们奋斗，为青春奋斗。告诉自己：要坚强，女孩子的坚强是可贵的，为了做好一生的准备，16岁的青春必须奋斗。
港台流行歌曲在中学生中的传唱，早已引了教师的善意的恐慌，有些教师干脆斥之为“靡靡之音”或“黄色歌曲”，禁止学生演唱。可是，许多反对中学生唱流行歌曲的教师，根本感觉不出什么“姜育恒的孤独，王杰的凄凉，张国荣的深沉，谭咏麟的浪漫……”甚至连这些歌星是何方人士或何种经历也搞不清楚。在一种无知状态下横加指责，中学生怎么可能不与其发生冲突呢？
知识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对于教师来说更为重要，因为知识因素是教师影响力的支柱之一。知识渊博，论证科学，才会有说服力。中学生批判意识不断增强，尤其重视这一点。
在我担任副主编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1992年第3期），曾发表一篇访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姚思源的文章，专门分析流行音乐问题。姚先生从事韵教育近半个世纪，并于1990年在第19届世界音乐教育会议上宣读了题为《学校音乐教育应求审美境界》的论文。他认为，音乐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潜移默化地渗透人的一生，对人的情绪、思维方式、情感、价值观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和“通俗音乐”、“通俗歌曲”是一回事，在港澳一带叫“时代曲”，简称“POP”。姚先生主张，流行音乐不能作为教育的内容，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依靠流行音乐。但是，他认为流行歌曲中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不能一概而论。流行音乐好的一面在哪里呢？它通俗、易被人接受，歌词贴近生活，表达的是个人生活、理想和内心世界，而且音域比较窄，一般人都可以唱。再一点，它具有很大的娱乐性，人们饭后茶余都可以娱乐，而它适应于不同层次的人，儿童、中学生也可以接受。
中学生为什么特别喜欢流行音乐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流行音乐本身具有强大的攻势，很招揽人。你不找它它找你。其次，流行音乐有很强的宣泄性。现在的中学生负荷太重，活得太紧张，他们渴望通过流行音乐释放一下自己的内心压力，这种宣泄的需要是很自然的。第三，中国大陆过去的音乐太单调，抒情歌曲被斥为“软歌”而被封锁。改革后，新的音乐形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有些饥不择食。第四，外来的冲击，尤其是港澳一些歌曲，像一阵强大的旋风，不仅在成人中形成很大的冲击波，也冲进学校的高墙，对中学生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流行音乐存在的问题，姚先生也有独到的分析。
音乐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是逐渐渗透和扩散到人的思想、意识中的。歌词好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它本身内容的好评。而一些轻音乐、小夜曲、奏鸣曲则偏重“非具象性”，它是通过音乐语言本身来表达情感的。流行音乐往往曲调缠绵、疯狂、压抑，表现了人的无助、哀怨，甚至绝望。这种颓废情绪对中学生和小学生的心灵会有所损伤的。另外，音乐本身最注重情感。现在的流行音乐讲“宣泄”。可是，音乐并不是简单的宣泄和身体上的乐感，不能简单地追求感官刺激。那种疯狂的感情上的歇斯底里并不是美，对中学生身心影响也不好。比如，澳大利亚有个Kiss（接吻）乐团，每次演出破坏性都很强，以至于警察出动。中小学生因此受到影响。在身上画满了Kiss乐团的油彩，大呼小叫。这种举动不但没有审美价值，而且超出娱乐范畴。更有甚者，有些团体与吸毒、同性恋联系在一起，这些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就更可怕。
总之，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学校正常的音乐教育没有搞好。据杭州教育科学研究所调查，只有20％的孩子认为他们是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音乐教育，而80％的孩子则认为是从传播媒介中听音乐、受教育。
1992年2月号《少年文艺》（上海）发表了一位中学教师写的报告文学，题为《中学生流行缠绵曲》，立即引起了中学生们的争议。该刊6月号上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刊发了三封读者来信，其中两封长信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湖北武汉市武钢三中高三学生陆文雅说：
看了《中学生流行缠绵曲》心里实在不敢苟同。作者举的例子虽多，也只是茫茫大海中的几滴水珠罢了，不能单凭几个小例子就否定了流行歌曲。你真正了解流行歌曲的排行动态吗？《真的爱你――献给母亲的歌》、《大地――献给父亲的歌》、《朋友》、《跨越彩虹》、《战胜心魔》、《逝去的日子》、《生日快乐歌》……如此这般，还有许多，难道这些宣传父母之爱、朋友之情，宣传亚运会的歌，都是“无病呻吟”吗？
说到“情呀爱呀”什么的，我们父辈所珍爱的《红莓花儿开》、《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几首不是抒情缠绵格调的？为什么他们唱就是高雅的享受，我们唱就是“低级庸俗”呢？
《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祖国颂》确实好听，我们中学生对于美好的东西也是向往和追求的。但时代在前进，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我们，已不满足于唱过去的这些老歌了。
流行歌曲里有糟粕，这点我不否认。但中学生并不是没有分辨能力的。糟粕我们定会除去。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洁白无瑕。为什么独独苛求流行歌曲呢？
应当说，陆文雅的信道出了喜欢流行歌曲的中学生们的典型心态，其中也包含某些判逆性情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与他们分析流行音乐的利弊，最好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而不宜武断行事。只有平等、客观，得出正确的结论才有希望。
三 “日记是个人的秘密，不经本人许可，别人无权翻阅。可是，老师却当众看我的日记，还不时用眼瞥我，我觉得像被剥光衣服一样耻辱！”
山东某县初二女生孟玮来信说：
大概是我从不在乎与男生说笑，从不把那条“男女生之间不要太随便”的班规放在心上，老师总担心我会出什么问题。只要我周围有男生，过不了几天，老师总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影响。
说真的，老师有时说的话简直让人不能容忍。听她那意思，好像我是妖怪，是飞女，好像我就要和拖手仔“拍拖了”。我真不明白，跟男生说几句话，开个玩笑，就那么严重。倒是这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我的心中划下一道深深的伤痕！
那一天的自习课上，我正在整理书本，冷不防被身后一个同学抢走了我的日记本。我急忙向他要，正巧被老师发现，走过来要了我的日记本。我以为老师会给我，可她却看了起来。我马上站起来说：“老师，那是我的日记，你不能看。”可老师却不理睬我，一转身又看了起来。老师每翻动一页，我的心就像被刀刮了一下。日记是个人的秘密，不经本人许可，别人无权翻阅。可是，老师却当众看我的日记，还不时用眼瞥我，我觉得像被剥光衣服一样耻辱！过了一会儿，老师合上了日记，我想这回总该还我了吧？可她竟拿走了。老师一走出教室，我真想大哭一场，可同学们都注视我，我只得咽下泪水，强装出微笑和她们说话。
放学回家后，我马上给老师写了一封抗议书。第二天，老师倒主动找我了，要我到她家去。我心中有气，路上故意磨磨蹭蹭。也不知为什么，我狠狠地用拳头擂墙，默默地看着鲜血慢慢地冒出来流到地上，竟觉不出疼痛，只用手绢胡乱包了一下，去听候审判了。
以前，虽然我曾抡起凳子与男生打架，但在老师的眼里，我起码还算一个好学生，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她还没看到我的另一面，粗野无羁的叛逆者；她也没有见到我那么多违犯班规的“罪状”。总之，我有许多出格的事儿都暴露在日记里，让老师连锅儿端了！
说起老师“教育”我时的那副模样，真好像明天我就得进拘留所！从那天起，一向快乐的我觉默了，心也冷了许多，从来不会恨别人的我，心中开始仇恨一个人。
中学生给我的信中，谈老师强行收看日记的事不少。湖北一位高一男生刘军说：“我们的班主任太令人可拍。他逼我们写周记，写心里话，然后交给他，供他大发感慨。我们只好编些谎话来骗他。我们活得太累了！”四川一位初二女生秦柳青更惨，她的日记不但被老师看了，而且被老师向家长通报，从此，日记被父亲关进了箱子。秦柳青哀叹道：“我的心变得好碎好碎”。
其实，尽管中学生对老师看自己日记如何不能容忍，老师此举多出于善良之心，出于一种责任感。这一点，中学生本人也是承认的，却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心理上坚决排斥。从良好的动机出发，得到极坏的结果，不少老师常常扮演这种尴尬的角色。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每个人都需要享有隐私权。隐私是公民不愿告诉别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私生活，而隐私权则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或自己的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他人不得非法公开的权利。
我国法律虽然对隐私权规定得不够具体，但在宪法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国民法通则也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社会保护中”，专门规定了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日记当然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为什么当老师公然翻阅学生日记时，学生有一种被剥光衣服的感觉呢？就是隐私权被剥夺引起的心理失衡，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因此，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就包含着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他人侵犯的涵义在内，说明公民的个人隐私是不准别人非法公开的。
中学生的隐秘世界自然是应当关注的。实际上，就中学生而言，个人隐私一般并无重大的利害矛盾在内。如他们视为超级秘密的日记，在成人眼里往往根本算不上秘密，看了又怕什么呢？然而，所有强行看或偷偷看中学生日记的成人，毫不例外地遭到他们的激烈抨击。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有是否尊重个人隐私的问题，即对人的尊重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学生远比成年人更敏感更容易冲动，因为他们的隐私范围是极有限的，自然是寸土必争；其次，有心理承受力的差异问题，即与成人的差异；成人毫不在意的事，在中学生眼里可能是惊心动魄的事，也许是第一次经历的缘故，他们要悄悄地记录下来，反复地思考着，这其实是一个自我心理适应的过程。等他们长大了，也会回眸一笑：哦，当初真可笑！
心中有秘密的人，活得不会轻松。因此，中学生虽然想掩饰自己的秘密，同时又想找知心人诉说自己的秘密，以减轻内心的负荷。许多中学生肯把几年来的日记寄给我，或交与同龄朋友看，便是一个证明。但是，一般情况下，中学生不愿意让老师和家长看自己的日记，因为教师和家长处于管理者的角色，正是孩子们最提防的角色。既然如此，教师和家长还是不采取强制行动为好，否则便会成倍的增加教育难度，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三尺寒冰。
让中学生无法容忍的事情，除了日记被看之外，还有老师对学生的非法搜查。
湖南某市男中学生史运良来信说：
如果说校外是个大社会，那么校内就是个小社会了。在学生和老师之间有许多矛盾，最让人气愤的是人身自由被侵犯。
我们中学大部分学生住校，宿舍里有时发生丢东西的事。一天，班主任毛老师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叫到宿舍里，那气氛如临大敌。毛老师命令我们打开箱子，说是看看别人丢的东西是否和我们有关。我没做声，另一位男生却被老师态度所激，拒不开箱，并跟他激烈地争吵起来，说老师是非法搜查，没有搜查证就不开箱。毛老师是铁腕人物，学生怎么说得过他？他最后通牒式地问：“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后果我们都是明白的，只好屈辱地服从了。其实，那位男生和我一样，箱子里没什么东西，更没有别人丢的东西。
这件事在同学们中引起翻天的影响。在极大的愤怒之下，我和那位同命运的男生都把此事经过写了出来，准备寄给《湖南日报》社和教育局。本校是文明单位，出了这样的事，教育局岂能坐视不管？可是，校领导告诫了同学们，劝大家千万别往外写信，这文明单位的牌子若砸了如何如何麻烦等等。结果，这件事不了了之，可惜那封许多男同学都签了名的揭发信，也不知落到哪儿了，但这件事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难忘的……
类似的信还有好多，其细节惊人的相似，反映了某些教师相同的弱点――法律意识淡漠，记得报纸上曾发过一条消息，东北某工厂一位认真负责的副厂长，因指使人对职工非法搜查，被职工们起诉上了法庭，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教师们也应从中吸取教训。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9条还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法律规定本身已具有了丰富的教育因素：人只有受到尊重的时候，才会真正受到教育。
四 公平――学生评价教师优劣的重要尺度。然而，恰恰在这个尺度下，有些教师失去了学生的信任。
在我收到的来信中，抱怨教师不公平的呼声十分强烈，说明这是学生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安徽某市初三男生田力在信中说：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进到城里的中学念书。我发现，老师对同学是分等级的。当然，对好学生多照顾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哪个学校都一样。可是，差生的日子在班里也太难过了！
平时，排座位按分，评“三好”按分，参加什么活动也按分。就连老师的那张脸那张嘴对同学也很有分寸：对优等生一张嘴便是花，完美无缺，而对差生一张嘴就是无能废物。好端端的同学被折磨得成天抬不起头，活着总也没劲。
由于这个原因，同学关系也很难处。班里的同学们化分成阶级：优等生、中等生、差等生。三个阶级之间平日素不往来，互相似乎也不认识。偶尔井水犯了河水，便是矛盾――“阶级矛盾”。
孙叔叔，请您告诉我，如今的老师和同学到底怎么啦？
在中学生看来，老师的不公平有多种形式，有的以成绩区分学生，有的以容貌区分学生，有的以性别区分学生，有的以地位区分学生等等。田力无疑是被按成绩分的，或许还有城乡的因素在内。
自认为相貌丑陋的女中学生刘慧萍，是浙江农村人。她在来信中诉说道：
我从小学开始爱上了写作。上初中后，每次老师布置作文，我都努力写好，盼望老师能发现我，给我一个好评语，但是一直没有。
到了初二，我们的语文老师调了，新来的老师让我们每人写篇记叙文，并说全年级要评比。结果，我的作文幸运地排在前5名。我不知道自己在前5名中排第几，老师没告诉我，我也不敢去问。在我们这里，一个学习成绩不那么好的学生，刚有点儿进步就去问老师，会遭到同学们的讽刺和嘲笑的。但不管怎么说，进入了前5名总是让人高兴的。
也许，老师给我排评比成绩时，不知道我是个丑女孩，笨头笨脑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了，再有什么参加市区作文竞赛的机会，也不让我去了，而那些前5名之后的同学倒去了。这件事，我敢怒不敢言：谁叫自己相貌生的这么丑？谁叫自己的父母没有地位，只是贫苦的农民？我恨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平，把女孩子的所有缺点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孙老师，像我这样的学生在农村是很多很多的。在别人眼里，我们极平常极平常，可我们内心非常复杂，又有太多的幻想和太多的敏感。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梦想着成功后让人钦佩，让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然而，我还从来没成功过。
没有朋友安慰，更得不到老师关怀，我这个丑女孩太孤独，太可怜了！
……
刘慧萍的自卑感太强了，这是她成功的最大障碍。在此之前她来过一封信，只说自己悲观之极，并未说明原因。我给她去了一封信，鼓励她勇敢地面对人生，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处境，她才回了这样一封信。尽管她说的事在一般人眼里算不了什么，她却“心里好矛盾好矛盾”，“差点儿又没勇气说出来”。
就这慧萍来说，也许是过于敏感和多疑了。老师没让她去市区参赛的原因，一定就是因为她长得丑吗？不一定。她的成绩不稳定，偶尔进了前5名固然可喜，但从此成为参加市区比赛的条件，恐怕也难以确立。为什么不可以挑选别人呢？敏感是自卑的表现，而自卑往往使敏感发生错误的判断，因为心理因素使其判断倾斜，难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相貌丑的女孩容易被人冷落，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爱美厌丑是人的自然心理趋向。但是，在对待学生的时候，老师则极需要调整这一趋向，爱护每一个学生，使孩子们心理平衡。有时候，老师在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偏向，会像锋利的刀子一样刺伤学生的心。
相貌丑的人尤其要自信。容貌虽无法选择，气质却可以逐渐养成，而气质比容貌更有魅力，更具有深刻的意义。以人的交往而论，越往深处发展，越会发现气质的价值，而越不在意容貌丑俊。
其实，被老师偏爱的学生内心也未必安宁。河北某县高一女生叶红梅的经历正是如此。
她说：
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许多事情憋在心里不对人说，独自默默叹息。上初三时，班主任是一位刚调来的男教师，30多岁，身材高大魁梧，给人的印象很严厉。同学们都挺怕他。
可能是由于初一、初二是优秀班干部的原因吧，初三我仍然当班长，与班主任接触的机会就多一些。班主任对我也特别关心。有一段时间，我的数学成绩下降很快，内心烦躁不安，精神不振。班主任找我谈话谈到晚上11点半。作为我来说，当然非常感激老师的关怀，但父母却一遍遍教训我，说我是个女孩，要注意……原因是那次谈话是在班主任家里，而他的妻子并不在。
令我烦恼的是，班主任上课时老是有意无意地看我，使我很不自在。开始，我仍认为这是老师对我的关心，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的眼睛却从不敢与他对视，每次听他的课，总感到一双眼睛在我脸上捕捉什么。于是爸爸妈妈的话让我担心和害怕起来。特别是后来，有点芝麻大的小事，班主任也把我找去问这说那，还想给我开小灶。每次收的卷子很多，他总先挑出我的批改。为此，同学们嫉妒地攻击我：“老师净偏向你！”我心里很难受，也很矛盾。
直到初中毕业，同班的好朋友才告诉我，说她们一直为我担心，但又怕影响我的情绪才没实说。我同班主任并未发生那类“事情”，但我对那个老师的评价却越来越低。甚至觉得讨厌，处处躲着他，升入高中后再回母校，我都从未正面看过他，因为我心里很乱很乱。和我一同回去的同学个个兴高采烈，可我却沉默和不自然。临别时，才低头对班主任说一句：“老师，我们走了。”然后，匆匆地离开了。
如今，这段记忆还在我的内心深处，沉思时老是想起，还是那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搅得我内心不宁，学习成绩由第3名下降到第18名……
我相信叶红梅讲的是真实的经历，也是真实的感觉。与她相类似的情况，其他女中学生的来信也谈起过，有的程度比她还严重一些。我想，学生总习惯于神化老师的形象，一旦碰上意外情况，就产生种种困惑不解。其实，老师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并不会因职业的神圣而改变多少。从叶红梅说的情况看，那位男老师对她的确偏爱，甚至萌动着一种超越师生关系的情感。但男老师的心里也会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放纵自己，屡屡做出偏爱的举动；另一方面，他也在克制自己，毕竟受过相当的教育，毕竟有师德的影响等等；因此，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到了初中阶段，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出现了叫做副性征的新的男女差别。由于性腺的不断发育，性激素的分泌也多了起来。这样，会使他们更强烈地自我意识到男女的差别。由此，在与年轻的异性老师的交往中，会变得格外敏感一些。做为中学生来说，应当对老师做到爱慕而不失礼，感激而不放纵，尤其不宜与异性老师建立秘密关系。一般来说，不宜单独到的异性老师宿舍里去长谈。譬如，那位男教师的妻子不在的情况下，把初三女生叶红梅找来家谈到深夜11点半，显然是不妥当的，难怪学生父母不放心。说透一点，在那种时空条件下，更容易酿成危机，而这危机常常是少男少女所意想不到的，更谈不上什么经验。
叶红梅所以至今内心不宁，也许是对那段经历尚未认识清楚，所谓模糊是指她无从界定那份情感，也无法驾驭那份情感，因而心中像塞了一团棉花。其实，她应该庆幸，庆幸避开了可能发生的麻烦，庆幸自己增长一点经验，庆幸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具体到对那位男教师的态度，该感激的自然要感激，不该发展的关系不再发展，以磊落大方代替沉默拘束为好。
前面3封中学生来信集中反映了教师不公平待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已经极大损害了教师的形象。
在所有的优秀教师标准当中，几乎都有公正这一条，而在学生讨厌的教师特征中，毫无例外全有偏爱这一条。1987年第9期《辽宁教育》刊登一篇文章，指出影响师生感情沟通的10个因素：
1、 跟学生接触少；
2、 对学生缺少热情；
3、 做事不认真；
4、 缺乏兴趣爱好；
5、 偏爱；
6、 不善将心比心；
7、 讲话不注意，挫伤学生的自尊心；
8、 不能宽宏大量；
9、 对学生关心体贴不够；
10、 为人不实在。
偏爱名列第5位。若细细推敲一下，第1、2、9条均与偏爱有关。因为偏爱者往往有如下特征：跟少数人接触多，跟多数人接触少；对个别人过度热情，对多数人缺少热情；对个别人关怀备至；对多数人并不关心。
优秀的教师具有权威性，他们对事物的评价如准则一样，对学生的深刻的影响力。这样的老师即使批评学生，学生也会心悦诚服，依然敬重老师。这种权威性来自何处呢？首先来自科学性，其次便来自公正性。有公正才有希望，有公正才有是非，有公正才有人心，有公正才有正气。难怪乎，连封建时代为了笼络人心，还宣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发现了不公平不能平天下的规律。
偏爱和公正恰恰相反。偏爱无希望，偏爱无是非，偏爱无人心，偏爱无正气。在一人身上失去原则，在众人面前就失去了说服力，也就失去了权威。其结果，必定引起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裂痕越大，离心力越强。
从另一个角度讲，老师出于爱才或其它原因偏爱某一学生，一般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过份偏爱必定酿成苦果，甚至连被偏爱者都会忍无可忍。河北女中学生叶红梅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中学时代是渴望自立的时代，而自立的含义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自立，靠在公平竞争中获胜让社会承认和接纳。如果，靠老师特殊关照，即使获胜又有什么光彩的？得不到同龄人的承认，对中学生来说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的命运毕竟是联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偏爱和不公正实乃害人之举，当力戒之。
五 从坏处想人的思路是制造冤案之路，也是代际沟通障碍的一块顽石。
写下冤案这两个字，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中学生――诗的年龄，怎么会有冤案？师生关系纵然有些紧张，能制造出什么冤案吗？可是，手里这几封放不下的来信，又让我无法避开这两个字，因为那是2个中学生的血泪与呐喊！
请读者忍住性子，先读完两封来信。
江苏某县初三女生何玉翠在信中说：
在您收到的几千封来信中，我这封信一定是最不显眼的；从字迹到文笔和内容，这封信一定是最平淡的。可是，您无论如何得读下去，千万要读完！
初二时，我们班换了位刚毕业的女老师当班主任。她年轻、自信，写一手好字，颇有才华。直到现在，我也不否认她对工作很负责。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她是最让我无可容忍的一个老师！
早自习秩序乱，班主任让班干部轮流值日监督，发现谁不遵守纪律，就让其大名载入“值日史册”。班长值日那天，由于我向同学询问一个单词，把我的名字记了下来，我知道后很恼火，说：“他可真‘负责’，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本来，我说是等我值日那天，也要抓他的‘小辫’，这完全是一句气话。谁知，这句话惹下大麻烦，并从这件事改变了我整个人。
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班里像炸开锅一样热闹。我一问，同学们乐呵呵地说：“大班长的书包昨天没带回家，今早一看，书包带子被人割断了。”由于班长平时爱打小报告，同学们对此都幸灾乐祸。
“何玉翠，跟我到办公室一趟！”我的背后传来班主任的声音。班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在我身上。我一进办公室，班主任就问：“班长的书包带子怎么回事？”她声音很重，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冷得我心寒。我回答：“我怎么晓得？”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心里很平静。
“不问你问谁？不是你还有谁？你昨天放学后是否留下来打扫卫生了？你昨天是否说过‘要让他后悔’？你是否被记名了……”班主任一连劈头盖脸的问话怔住了我。我大声说：“你……我，我没干！”这时，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围了过来。班主任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问：“那么，你真能说明自己没问题？”“我没有一点点问题！”听我大声嚷着，她又问：“真的没有？”
最大的痛苦和委屈，莫过于被人冤枉和诬蔑，而眼下冤枉我的，却是我平时尊敬的老师。我激动地大叫起来：“没有！就是没有！我已经说过了，不想再重复！×老师，你凭什么诬蔑我？就凭我说过的一句话？就凭你的猜度？还是凭你的自信和自负？”不知什么时候，泪水已沾湿了我的脸颊，我的唇已被咬出了血。
班主任也失去了往日的矜持，说：“你住口！你还不知道你做的事有多愚蠢！你的报复手段令人多么无可容忍！我看你应好好检查一下自己了！”说罢，她“嚯”地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其他老师也上课去了，只留下我一个呆呆地站在那里。
检查吗？我不需要检查！我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我没有错，我不甘心背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可是，有谁相信我？我站了三节课后回到了教室，同学们竟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当我走在校园里，背后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从此，我失去了往日的天真和活泼，变得阴郁和沉闷。我是班里的文娱委员，也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可我再也不热心那些事了，我的心里结了冰……
青春期像变化莫测的夏天一样，一会儿是晴空万里，一会儿是狂风暴雨。一年之前，东北某县女中学生荷洁与我建立了通信联系。她是校刊《旭日》的主编，春风得意，雄心勃勃。谁想一年后，她又来信时，已是满纸辛酸泪，行行坏消息。
荷洁的父母是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同样宠爱自己的孩子，使女儿几乎一帆风顺。荷洁名字雅气，人也漂亮，又是尖子学生，几乎要达到幸运的顶峰，却骤然被击了个七零八落：校刊停了，她恨得发疯；“情书”多了，惹来一身麻烦；成绩下降，压力成部增加；最难忍的是班主任老师那张嘴……
她写道：
我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这是个错误吗？许多男孩子给我写所谓的“情书”，这是我的责任吗？我懂得如何处理，与他们真诚地交谈，不超越同学的界线。可是住宿――糟就糟在这里，高中的和社会上的男孩子常常来找我，在校外堵我，我已经应付不了了，因为他们固执得很，不像本班男生那么容易说服。我检查自己，平时没有疯疯颠颠，没有刻意打份，而是尽量遮掩，为什么惹来这么多人？宿舍纪律一点不严，寝务老师不守职，外边的人可以随便来打扰我，我只有到处躲。这样，我的学习成绩慢慢落了下来了。
幸福的是初二的班主任是个“理解式”的老师，把我领回家住。可这是长久之计吗？过了些日子，我谢绝了老师的保护，又回校住宿了。偶然，小说一样的奇遇，我结识了6个朋友：3个男孩和3个女孩。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学历，使我们成了好朋友。真诚纯洁的友情唤回了我淹埋的童心，我们一起野餐、爬山、钓鱼……我快乐地忘了一切。这段友谊是我生命之歌中最动听最难忘的一个小插曲。我们的友谊让别人怀疑和嫉妒，但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证明友谊是清白的，我们7个人形影不离。是的，这也有错，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老师开始警告我了。但是，暑假中我仍与那6位朋友通信。
升入初三后，换了校长的夫人当班主任，我的一生也由此改变。她竟在班上公然说我“年纪小却懂得勾引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出了事才甘心哪”……我差点儿晕倒。我不相信这肮脏的话能出自一个年年评为省优秀教师的人之口！
事情并没结束。校长三天两头把我和其他3个女孩弄到教导处写检查（后来才知道，又是为他的夫人评省优秀教师收集材料）。他们几个人围着我们像对犯人一样厉声斥问，可我们能写什么呢？他们逼我们到深夜。最可耻的是，校长和夫人居然说，只要我们承认是让社会青年――另外3个男孩子勾引的，就不再加罪我们。有个女孩为了保全自己就照此说了，他们胜利了，“罪证”到手了。我惊呆了，我不能诬陷那3个男孩子！我们之间只有友谊，根本不存在“勾引”。我彻底绝望了。人间还有“真诚”吗？我们清清白白却被扣上罪名！我不服，可我又能怎样？
我流着泪写下了一份遗书，悄悄地走了。是的，我才16岁，生命刚刚开始，我不想如此轻生，可这世界已难容我存在。明知很愚味无知，明知自己还留恋人间，也只有此路可走了。
也许是我死的勇气不足，也许爸爸妈妈发现遗书及时，他们千方百计把我找回了家。我累了，倦了，就此休学。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另一所中学。新的班主任不听一切谣言毅然收下了我，我当然要拼命地学习和施展才能。
我每天向学校的“校园之声”投稿，主持老师严海婷发现了我。她是朋友式的老师，听我讲了过去的经历，并不在意。我们重新办起了《旭日》校刊，我仍任主编，自编自写自画，影响越来越大，由免费发行变为订阅仍供不应求。生命再一次显出迷人的光彩，我又找到了自己。
谁知，半年之后，世道又变了，天错地暗。原来那所中学的校长调来此校，他在全体老师会上点我的名说：“A中不要的学生你们当宝贝，把B中搞得乌烟瘴气！”（这是班主任告诉我的）不久，班主任换了，《旭日》落了，我的主编也没了，我再度陷入苦海之中……
青春期是人的第二次诞生期，这是人生中很关键而又很脆弱的时期，自然也是各种矛盾乃至精神病的高发期。正如日本著名心理学家依田新教授所说：“青年意识到自我，珍视自我，想拼命地保护自我。此外，感受性敏锐，对于评价和承认的要求很强。因此，足以压抑自己的自主行为或伤害自尊心的事，对青年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不少的人由此产生出愤怒的情绪反应。自我被不安所笼罩，就产生恐惧的情绪。”这一分析恰好说明了青春期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对上面2封来信的心理地背景做出了客观揭示。
为什么中学生对于别人的评价和承认格外注意呢？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中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人，试探着走向未来的道路，并不时地检验自己的种种能力，而这一切的综合体现是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中学生的这种良苦用心，甚至在衣着和谈吐上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譬如，某个中学生当众摔了一跤，尤其是在异性面前露出了狼狈相，这会使他内心十分难过，因为这破坏了自己的形象。由此小事可以推想，当何玉翠被老师指责为“报复”和“愚蠢”，当荷洁被老师指责为“勾引人”，她们怎么能不愤怒呢？这些指责犹如重炮一样，足以摧垮任何人的形象，让他们在社会上无法做人，更不要说单薄的中学生了。她们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却被深深地伤害着，被逼到了绝路上，岂能不全力抗争？如此一来，师生关系便成了敌对关系，教育没播种爱反倒播种了仇与恨，这不能不说是教育者的失败。
先以荷洁为例。由于漂亮等原因，经常受到男孩子们的打扰，她已经困难重重，渴望有人来帮她排除干扰。此时，校长夫人接任班主任，又关心荷洁的处境，这本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可为什么一触即崩了呢？关键在于校长夫人从坏处想荷洁，认定是她“勾引人”，这怎么能谈得拢呢？离开了信任这个基础，人与人永远无法相互理解。
读2个中学生的来信，我有一个最痛切的感受：当中学生引出麻烦的时候，教师最重要的不是训斥，而是给学生说话的权利！
即使在执行法律的庄严时刻，当事人也享有申辩的权利。中国的民事诉讼特有的原则中，就有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原则；辩论原则；支持受害人起诉的原则等等。双方当事人就诉讼中争议的问题，有权进行辩论，这既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遵循的准则，事实也充分表明，只有让人讲话，才会避免造成冤案。犯了罪的人尚且有说话的权利，犯了错误或被冤枉了的学生为什么没有说话的权利呢？不许人讲话，却强行定罪，这不是最黑暗的吗？
批评是必要的，尤其对那些一帆风顺的学生，适当的批评好似维生素于人的健康一样必要，但批评需要艺术。
首先，批评要以尊重事实为前提，切忌未经调查就下结论。何玉翠的班主任失误即出于此。她的推理是：何被班长记了名字怀恨在心，扬言要让班长后悔，恰好值日时发现班长的书包，便动手割断了书包带子……这完全是依据平常经验判断的，照此定论极容易冤枉人。班长得罪人多，为什么不可能是他人所为呢？因此，批评必须走出盲目自信的误区，先调查后下结论，准确、适度地进行批评。
其次，批评要以对人的关心和爱护为基础，以爱为中心，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前面2位老师的批评，一开口便陷入了被动，因为她们的态度是质问式的或训斥式的，一下子使双方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是不明智的。可以说，批评的第一目标，是解除受批评者的心理防御，即打开可接受教育的大门，而达此目标除了爱心之外，别无良策。
再次，批评要以唤起人的觉醒与信心为目的。对人来说，成功是希望，失败也是希望，因为失败暴露了成功的障碍，一旦排除，希望即在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既着眼于认识错误，也着眼于改正错误，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希望所在。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批评的效果才显示出来――批评是爱的特殊方式。
老师冤枉学生，自然应负主要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流不尽的冤屈泪中，也不难发现中学生的明显弱点。
一旦承受挫折的心理水平较低。何玉翠受冤屈后，“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天真和活泼，变得阴郁和沉闷”，而荷洁受冤屈后，“流着泪写下了一份遗书”，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道路上，谁都难免会受一些冤屈，受一些挫折，这固然是不幸的事情，但也是经受磨难的好机会。古今中外的历史均证明，只有那些承受得起大磨难的人，才会有大作为。
二是抗争精神不足，抗争手段不多。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既然是老师冤枉了自己，就要坚决申辩，决不屈从压力。如果与老师谈不清楚，可以找教导主任或校长；如果涉及到法律，也可以考虑向法院起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它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是共和国赋予你们的神圣权利。
当然，提倡抗争是指与不公正抗争，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抗争，而不是处处与老师作对。提倡抗争与尊敬师长是不矛盾的；明明是老师错了也一味屈从，并不是尊敬师长的表现，倒是一种奴性。在中学时代完全没有反抗，师长说什么说是什么，大多数是缺少独立心和创造力的表现，这决不是师长们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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