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患何计可消除
——首都教育座谈会纪要
丹林天海
我们的后代将以怎样的风貌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们今天的教育将怎样把孩子推向21世纪，以使他们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与各国同龄人共处和竞争？1994年1月18日，全国少工委和《中国教育报》编辑部邀请首都部分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人士，就《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举行了座谈会。
现根据录音和记录将主要发言内容整理出来，并由编者加了标题，以方便读者阅读。文章先后是依照发言顺序排列的。
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
袁纯清（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要与世界接轨，首先是中国人能否走向世界。孙云晓写的《夏令营中的较量》之所以牵动社会各界，在于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后代成为坚强有力的生力军？在今天讨论这一问题是非常有意的。
当然，问题不在夏令营本身，核心问题是向社会提出了一个警示。从这一点上说，组织者和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都作出了贡献，这是一件好事。说到底，这次讨论是为了孩子，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们的教育将怎样把孩子推向21世纪，以使他们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与各国的同龄人共处和竞争呢？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不断摆脱束缚，但教育仍不够发达。片面追求分数，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这不仅是学校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教育问题。《夏令营中的较量》不过是像曝光一样，把问题一下于暴露出来了。这表明，我们要培养接班人，必须要培养健康的人格意识和爱国意识。
总之，这次讨论是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并为之建立了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要有点危机感的教育
林炎志（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很多人关注。李岚清副总理很重视这件事，专门有批示，要求我们很好的思考。我同意孙云晓的判断，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确是民族未来的隐患。今天的问题还不太大，孩子的父母经受过艰苦磨练。但是等担子转移到孩子的肩上问题就来了。
我想说说对原因的看法，这原因是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注意的。从历史的角度讲，我觉得这原因可能跟“文革”有关。严格讲，是文革的一个反动。“文革”中把知识批得一钱不值，把青少年推向了工农业第一线，并对劳动赋予了惩罚性质。在后来批“左”的时候，一些人把艰苦奋斗等精神也当作“左”的东西否了。现在抓了智育，但由于社会上多种原因，考试、分数、升学指挥了一切，又把品格、意志、毅力、情感、情操等等非智力因素冲淡了。实际上很多人忽略了后者对前者有激活作用，它是人的特点，而纯粹的文化教育和智力因素带有机器作用。我们的教师除了授业、解惑之外，更关键的是要传道。非智力因素不容易进课堂，像吃苦、认真等品质的培养，需要师长的言传身教和有意识的锻炼。
前些年，有人提出孩子锻炼，要在微笑中流汗，我看皱着眉头流着眼泪流汗也不一定不起教育作用。要是纯粹微笑着流汗，也产生不了郎平这样的选手。郎平是哭着流汗的，后来的女排是微笑着流汗的，郎平就是世界冠军，后来的女排就没有世界冠军。
教育过程往往是十年、二十年一个周期，才能看出点效果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教育与生活弄混了，生活是允许享受的，但教育不是。教育不能完全把它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教育是培养人的素质的。所以，父母可以睡席梦思床，小孩就应该睡光板床；大人可以用热水洗脸，小孩用冷水洗脸。日本人这方面的概念很明显，大人可以戴耳环穿高跟鞋，小孩不行，上学的都不行。他们把教育阶段和生活阶段区别开，我看这是个重要的教育思想，不要把教育标准混同于生活标准。
这个教育思想是主观上的东西，很重要的问题是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就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时间长了以后，文化必然往婉约绮靡方向发展，净风花雪月，花前月下。这些东西也不是不需要，但这些东西如果文化上不加注意，教育上不加注意，就太危险。中国这么大，这么发展不平衡，有这么多矛盾，内忧外患，将来还得有一批有脊梁骨的人，能够肩负起民族希望的人。可是，中国的脊梁骨决不是这种风花雪月能培养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法理解慷慨悲歌。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原因，这是历史原因。我们还得准备一下，准备受惩罚。
现在，《夏令营中的较量》已经把校长们动员起来了。有些人可能会计较，我们这代孩子是不是不如日本人，或计较这句话伤了民族自尊心吧。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这句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树立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光是正面的东西，还要有点危机感的教育，孙云晓的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危机感，对人们的震动很大。
我自然希望中华民族永远昌盛。但是，对于把这一代人都变过来，都变得能够经得起世界上的风浪，我不抱有希望。我只希望将来受到惩罚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人——人数不多都可以，还有骨头，因为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我觉得，要准备受惩罚。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未来
曹东新（全国少工委副主任）：作为92年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的中方领队，我亲自经历了这次夏令营的过程，对中日儿童的不同表现看得比较清楚。
应当说，整个夏令营是成功的，宋庆龄基金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达到了友谊、交流和探索的目的。其中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两国孩子行为表现的比较，看到两国孩子素质乃至两国教育的差异。孙云晚在《夏令营中的较量》中写的基本事实都是存在的，文章的立意也是好的。作为当事者我对此感受很深，有些问题的确是隐患，必须引起当代人的警觉。任何一个对民族有责任心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以前有句话，叫做“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现在应当“以革命的名义”想想未来。
中日两国的下一代将同时跨入 21世纪。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如何，要靠下一代人来决定。我们如果看不到这是一场竞争的序幕，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从夏令营回来，我向团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当时就说：“你们少工委一定要关心国际少年儿童教育发展的方向，只有多比较和借鉴，才能培养出在未来社会中能站得住脚的竞争者。有的留学生回来对我说，包括日方也公开这么说，如果你们不注意教育，你们下一代将不是我们的对手。日本人的这句话是句完整的话，是出于对中国友好才说出来的，并非恶意。”
回头想想，宋庆龄基金会敢于组织这种开放性的夏令营，并一连办了三届，是很有胆略的。《中国教育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下一代负责，多次组织座谈，而且以大量篇幅将大讨论引向深入，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功劳不可磨灭。
今年，全国少工委推出“中国少年雏鹰行动”，主要是培养少年儿童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是驾驭社会的能力，是适应未来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生活问题。因此，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对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是有益的。
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
王文湛（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司长）：一滴水可以映出阳光，一篇文章可以激起千重浪，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我觉得，《夏令营中的较量》起到了这种作用。该文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到底应当怎样教育下一代？如何使下一代健康成长？这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和民族兴衰的根本性问题。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今天有事，让我代表他来参加此会。他在会议通知上批了一段话：“对于青少年教育，学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另外，他还提出“要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意见是很对的。《夏令营中的较量》暴露出来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未来的隐患问题。
由于教育思想的影响，人才观念的影响，以及三大差距和社会的一些制度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使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出现了种种问题。一些学校办成了应试教育，专门应付考试、升学，而轻视德、体、美、劳的教育，甚至连中小学生体质状况目前也不尽人意。中国人过去叫日本为“小日本”、现在，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相比，无论是身高、体重、肺活量、体能等方面都比我们强。特别是我们对孩子进行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这些精神培养太欠缺，往往是只要念书好就一好百好，把考分和升学率当成了评价学校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标准。这是很危险的。
当前，世界由冷战变为经济竞争的热战，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背后是教育的竞争。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建设都是以基础教育的加强和改革同时起步，因为基础教育关系着整个民族的素质，关系着各级各类人才的素质，也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很大的差距就是基础教育的差距。据最新统计，我们全国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5.4年。在这个落后的现状下，搞现代化建设谈何容易！
总而言之，《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的发表是件好事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供我们思考。希望各地教育部门，也围绕这样一个契机展开讨论：到底怎样教育青少年？树立怎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标准？家长们也应当很好地讨论：到底应当怎样教育孩子？我们希望抓住这一契机，形成很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大家共同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这真正是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
切不可等闲视之
徐家察（中央电视台编委、高级编导）：我们不能对现在少年儿童存在的问题等闲视之，没有危机感，没有压力感，那绝对不行。孙云晓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写得相当好，非常尖锐，一针见血，把我们民族的隐患揭示出来了，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教师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孩子怎样做人。如果单纯教知识，用机器人教就够了，而合格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在社会上，每一个公民都要有一个基本素质，就是公德。如果一个国家连公德都没有，这个国家的民族能成其为民族吗？能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败吗？
5年前，我组织拍《中日友好之船》专题片。在活动中，一个中国孩子不小心划破了手，娇气得了不得，哭个不完，干什么都不行了。相反，日本有个7岁的男孩发烧39C，日本领队问他：“明天你能不能爬长城？”那小鬼不吭声。领队又说：“你是代表日本孩子来中国爬长城的，有多少人能爬长城？你却因为有痛失去这次机会。你自己考虑吧。”一个孩子才7岁呀。叫他自己考虑。第二天，这个7岁的日本男孩不但爬上了长城，而且爬到最高峰。我们采访他时，他说：“我的背后是日本同胞，是太阳旗。”日本孩子经常跟他的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而中国孩子很少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这就是整体素质问题。
我呼吁：一定要把这次讨论深入开展下去，并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性格和品德比知识更重要
罗英（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看了孙云晓同志的文章，确实心里沉甸甸的。我想起鲁迅先生讲中国脊梁的那段话，他为什么不把得第一名的竞技者称为脊梁，而把跑在最后一直坚持到底和为其鼓掌的观众称为脊梁？我的理解是：性格和品德比知识更重要。没有良好的性格，没有中华民族优秀的品德，即使成为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尖子，同样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我去过美国的迪斯尼乐园，那儿的缆车非常高也非常快。一个母亲让自己非常小的孩子坐上去，那孩子哭着往母亲身上扑，母亲推开了孩子。事后我问这位母亲：“您这样对待孩子心里不难过吗？”她回答：“孩子如果没有这点胆量，他就不要做人！”我觉得，美国人在培养孩子顽强的性格方面，心是狠的，实际上也是爱得最深的，这是真正的爱。
遗憾的是，性格和品德比知识重要这句话，并不为许多家长所接受。现实是严峻的。如果中华民族未来的性格是怯懦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儿童教育工作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塑造未来中华民族的性格吗？这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假若，培养不出性格坚强和品德高尚的新一代，我们成年人是有罪于民族的。
中国孩子比日本孩子强
王丹丹（宋庆龄基金会外联部副处长）：宋庆龄基金会是一个民间团体，继承宋庆龄毕生所致力的儿童事业是我们的宗旨之一。宋庆龄一生为儿童事业做出很多贡献，她的创造方面是实验性和示范性。因此，我们在儿童教育活动中，尽量从实验性和示范性的角度来进行一些探索。
举办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最早是日方提出来的。日方主办单位叫“蚂蚁蟋蟀”游戏学校。他们把蚂蚁象征为忙于考试学习的勤奋好学型的学生，而把蟋蟀象征为整天悠然自得、活泼、爱唱爱跳的学生。虽然，日本的教育在世界上非常先进，但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说现在的日本孩子没体力、没责任心、没有激动即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所以，他们决定举办探险夏令营。
91年在海岛举办的夏令营是成功的。但是，92年搞草原探险时，日方提出一条要求：“你们找什么承办单位都可以，就是要找妇联以外的单位。”因为妇联的人是做妈妈的，时时处处为孩子着想，太有些关怀备至了：本来是水井，探险队一到加了水泵；本来是野外宿营，却给你通上了电线点了灯……日本人对此特别失望。他们说，我们既然到中国来就是要让孩子更多地接近自然，达到探险的目的，否则叫什么探险？
92年草原探险的路线是我们共同选定的，一条路线是21千米，一条路线是19千米，分三天走完。每人负重不许超过11千克。这是日方精确计算的，包括带多少手纸、几张报纸、几个塑料袋、换洗的衣服几件、袜子几双、水壶多大、饭盒多大等等。
至于说中国孩子是不是不如日本孩子？我觉得，中国孩子比日本孩子强。因为夏令营以日本人为主体，一班八九个日本孩子加二三个中国孩子。中国孩子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问题，又要与日本孩子做同样的事。尽管，他们走在本国的土地上，但像北京的孩子对那个地方也是很陌生的，周围的伙伴、语言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这就是说，中国孩子要克服的困难比日本孩子多。真正走路过程中，不能说中国孩子行还是日本孩子行。中国孩子有娇气的，日本孩子也有怕苦的。日本孩子回去写感想，有的说：“下次我死也不再去了，那个地方我简直想象不出来，连厕所都没有。”
如果说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有差距，我觉得就是公德方面。《夏令营中的较量》也写到了日本孩子怎么爱护自然，这一点中国孩子确实差了一些。第一天撤营时，中国孩子不要的东西就扔了，而日本孩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用垃圾袋装起来。93年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让中国孩子准备垃圾袋，并介绍了用途用法。可是，即便这么说了，有些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还不够强。譬如，93年在大本营时，我们最后一项活动就是打扫现场，即用手把丢在草原上的垃圾拣起来。可许多中国孩子不知该拣什么，不知道碎纸和玻璃就是垃圾。
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孙云晓的文章也提到这方面的事实，如有的中国家长把自己的孩子拉上吉普车，家长给孩子送零食等等。在这些方面，日本家长比中国家长做得好。假如，家长不跟着去，中国孩子的表现会好一些
从教育思想入手
俞家庆（《中国教育报》总编辑）：我们组织这样的讨论，目的是提出问题，即怎样教育下一代。我们是由此及彼，从教育思想入手的。
这里有三点说明：
第一，我们并不全面评价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讨论也不局限于一次夏令营活动。
第二，我们不想搞中日比较，不想搞中日孩子全面比较，也不搞中日两国国力的比较，而主要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
第三，我们不是对当代少年儿童全面评价，也不是揭示问题的全部。譬如，我们曾介绍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的事迹，他们代表了中国孩子进步的主流。这次讨论是为了引起人们的警醒。
炎志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爱国教育不能没有危机感。我们组织讨论也为了改变方法，不光是正面宣传，还要引起社会关注，取得切实有益的效果。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建根，办公室副主任李幼林，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副主任吴凤岗，全国少工委吴翠兰、李积麟，本刊主编张先翱，北师大副教授张日昇，《人民日报》记者卢小飞，《中国教育报》记者王金重、苏停，《中国青年报》记者姜新起，《羊城晚报》记者刘钢，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干部刘江平等人。座谈会由《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刘永曾主持。
原载1994年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