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孩子

孙云晓

二十一、在长兴岛

　　 在段镇没有发表过的许多作品中，有一本自1962年11月19日开始写的教育笔记，厚厚一本子，大约有117篇。从时间推算，正是他在闸北养猪期间断断续续写下的。

　　 在艰难的日子里，段镇被妻子的坚强精神震撼了，也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了。他忽然来了灵感：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从研究自己的儿子入手，我为什么不可以研究自己的三个孩子呢？孩子们是相通的，把自家的孩子研究透了，必然有助于了解其他孩子。

　　 也许，研究自家的孩子是当时的段镇唯一的选择，他的每一篇笔记都非常细致认真，并加了标题以示主题。

　　 如1962年12月的两则笔记：

调皮
12月4日

　　 平平第二碗菜饭刚吃完时，阿婆拣了一块卤咸夫鱼给他。平平就问：“我饭添了没有？”阿婆说：“我不知道，问你自己呀！”平平就说：“大概没有添过，大概添过啦？”阿婆看出平平的意思，就说：“你要添就再添一点吧！”我问平平：“你真的忘了吗？”我直接指出他假装忘记，实际上希望再添一点，说：“不够饱就可以要求再添一点，说谎是不好的。”平平调皮地笑了，他承认自己是“装糊涂了。”平平可以称得上有点儿狡猾了。

　　 为了避免孩子说谎、欺骗，我们应该取消只准吃二碗饭的规定，创造诚实的条件。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对乖巧、灵活的孩子，进行诚实的教育。

　　 这件事发生后，段镇决定做一次教育试验，并记录了详细经过。

怎样分两粒糖
12月5日

　　 我把桌上客人吃剩的两粒糖给平平，叫他分。两粒糖，却有三个人，怎么办？平平拿了糖，考虑很久－－思想上有矛盾，解决不了：分糖的人应把糖先分给姐姐弟弟，那么自己就没有吃了，这样做，不愿意；先分给自己，那么，谁不给呢？自己吃了，另一个人没吃，这样也不好，不大应该。结果，平平把糖给大进：“你来分！”把难题给弟弟做了，可见平平很调皮。

　　 大进待在旁边，见平平迟迟不分，急死了。因此，他就立即把糖接过来：“我来分！”

　　 怎么分呢？半粒粒咬开来。一粒糖一咬两半，一大一小、一整一碎。他把小的、碎的自己吃了，把好的给姐姐。第二粒糖咬得也是这般，平平立即从大进手里把大的整的一半拿了过去，大进不计较，他自己也老实不客气地塞进自己嘴里，当平平问：“还有一半给谁”之时，糖已在他嘴里了。

　　 可见，大进是比较聪明、灵活、懂事、乖巧的。平平迟钝一些，可是门槛比大进精。也许大进年龄小，比较简单一点吧。

　　 分糖是一次教育试验。在练习中观察孩子的表现，今后准备适当再作一次教育试验或有计划的教育练习。

　　 孩子是在群体中长大的。因此，要教育好孩子，不能不注意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研究自家孩子开始，段镇发现这座编号为48的宿舍楼里的孩子们的相互影响挺大，如果能组织起来，不是很好的校外教育吗？于是，他试着组织楼里的孩子参加各种活动。

　　 段镇并不为当“右派”自卑，而48号楼的邻居们也不把他当“右派”来看待，依然把他视为“孩子头”，愿意把自家的孩子交给他带。

　　 段镇不负众望，不但经常带领孩子锻炼身体、参加公益劳动，

　　 还举办了一个小小运动会。

　　 1963年的元旦来临了。

　　 虽然生活依然清苦，但孩子们只想到玩，每个人都盼新年来了大伙儿一块热闹。于是，48号楼的邻居们纷纷请段镇出面组织。这段镇也来了劲儿，与妻子一合计，举行了20个孩子参加的“庆祝元旦联欢会”。连地下党的老领导陈向明也赶来出席，还表演了节目呢。

　　 在那个当“右派”的岁月，段家成了儿童之家，是段镇的幸运，也是48号楼孩子的幸运。据说，由于孩子们总到段镇家来玩，段家的木地板坏得最快，修得最多，而楼下常常抗议楼上的脚步太响，太吵闹了。孩子们有时干脆一排排坐楼梯上，听段镇伯伯讲故事。有播种就有收获。大人们回忆，当那些孩子长大成人走向四面八方时，依然保持了正直、诚实、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等优良品质。

　　 从21世纪的视角来审视60年代初48号楼的故事，或许会称之为儿童社区组织的萌芽，而今天的城市社区因有太多的独生子女，似乎这种需求更加强烈了。

　　 1964年，段镇终于摘了“右派”帽子，可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摘帽右派”的日子岂能好过得了？

　　 “摘帽右派”之称谓是一大发明，说得明明白白，你是摘了“右派”的帽子；可是，将其组合成“摘帽右派”，不又成了永远摘不掉的帽子吗？

　　 段镇一边养猪一边悄悄办“儿童之家”的好日子结束了。他被调去金山县金卫大队夏收夏种，当壮劳力去插秧。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群可爱的大猪小猪，挽起裤腿和袖子，下田插秧。从此，蚂蟥咬，蛟子叮，成了家常便饭。

　　 夏收夏种刚结束，段镇又被调往奉贤县五七干校，在那造草房子。因为“文革”开始了，加了一门功课——早请示晚汇报。

　　 当时，五七干校由造反派执政。

　　 一天半夜，造反派吹号，让“牛鬼蛇神”紧急集合，不知有什么可怕的情况。段镇已经是久经磨炼，自信能够“刀枪不入”了，所以，坦坦荡荡，并不紧张。

　　 万万料想不到的故事发生了。

　　 造反派直向段镇走来，大声喝道：

　　 “段镇出列！”

　　 段镇向前走了两步。

　　 “段镇，你原名叫什么？”

　　 “段锦云。”

　　 “为什么改名？”

　　 段镇一听差点儿笑出来，使劲儿忍着解释道：

　　 “1945年7月我入党后，被派到晓光中学做地下党工作。第二年在‘6·23’大游行时，也就是欢送郭沫若、马寅初去南京和平请愿的游行中，与国民党特务斗争暴露了身份。所以，地下党支部书记施德铨通知我改名叫段镇。”

　　 造反派冷笑一声，说：

　　 “哼！还讲起光荣历史来了？谁能证明你参加‘6·23’大游行了？”

　　 “党！”

　　 “什么党？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问你当时游行唱什么歌来着？”

　　 造反派分明是找碴儿，以证明段镇瞎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段镇偏偏来了兴致，愿意借机宣传一下地下党的斗争精神，他唱道：

西风凄凄
大地在叹息
朋友，你死不瞑目
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
谁是凶手
杀人要用机关枪和手榴弹
谁是凶手
屠杀我们青年
眼泪朝里流
怒火燃烧在心头
这是什么世界
自由公理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也许是触景生情，也许是满腔悲愤，段镇唱得高亢、悲壮，极富感染力。“牛鬼蛇神”们趁着夜色纷纷鼓起掌来。

　　 “停！”

　　 造反派急了，说：

　　 “段镇，就算你参加了大游行，可你有哪些反革命行为？快交待！”

　　 “我没有反革命行为！”

　　 段镇针锋相对。

　　 “好啊，嘴硬，看你硬得过我们！”

　　 造反派发着狠，解散了队伍。

　　 不久，段镇被发配到居于长江之中的宝山县长兴岛。好多人担心，他会遭到更大的惩罚，段镇也豁出去了。结果，还是住农民家，并当了上山下乡干部训练基地的蔬菜生产队队长。

　　 富有浪漫情怀的段镇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长长的海滩、大片的芦苇、茂密的桑林、清清的小河……

　　 说也奇怪，自从被打成“右派”以来，虽在同一座城市，段镇与战友们或同事们大都中断了联系。他不想连累别人，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吧，多保住一个人不就多一份力量嘛。可是，在环境优美的长兴岛，他却强烈的思念那些老朋友。

　　 最悲惨的消息是蒋文焕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已经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蒋文焕，被红卫兵关押在上海成都路上的印刷工业学校。

　　 或许是因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洪文说过：“地下党里叛徒多！”蒋文焕被扣上了许多可怕的帽子，什么“叛徒”、“漏网右派”、“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王洪文后来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江青勾结成死党。这样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发了话，无知而疯狂的红卫兵还不死整蒋文焕？终日斗来斗去，最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一口井里。有人说他投井自杀，可井盖盖得严严实实，怎么会是自杀？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迷。

　　 蒋文焕之死让段镇几夜难眠，悲痛欲绝。在他看来，如果说自己在少先队教育方面有些成绩，那是蒋文焕手把手教的。他没办法相信，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领导人，竟然说去就去了。蒋文焕才44岁呀！

　　 段镇从不迷信，也从不烧香。但是，在得悉蒋文焕噩耗的那一个夜晚，他生平头一回点燃了一柱香，遥祭这位兄长般的领导和战友。从蒋文焕之死，他也把一切都看开了：既然如此杰出的人都惨遭不幸，自己还有什么厄运不能接受？

　　 团中央少年部部长陈琏，是国民党元老陈布雷的女儿，更是193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出席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的时候，蒋文焕曾向陈琏介绍过段镇。在段镇印象中，她是一位书生型的领导人，温文尔雅却孜孜以求，深入细致。她指导吴芸红等同志编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基本知识》可以算是少先队工作最早的一本基础理论书了。令人震惊的是，1967年，她调来上海华东局工作期间，也因为闹“文革”查其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不能过关，含恨跳楼自尽。

　　 一年失二杰，少先队何其惨啊？

　　 据北京的消息，王老板（王业康）被开除党籍。胡德华、吴芸红都到河南潢川劳动去了，连第一书记胡耀邦也不能幸免。

　　 离得最近的刘元璋，担任实验小学的党支部书记，也连续遭受批斗，说他是“胡耀邦的红人”，“走修正主义道路”等等。不过，刘元璋多听少说，让造反派抓不出更多的问题，总算没有倒下。

　　 思前想后，段镇越想越悲哀，最悲哀的是他决心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少先队竟然要被取消了，却冒出了什么“红小兵”。上海还创办了《红小兵报》！

　　 人在长兴岛，段镇依然关注着“红小兵”的动向。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他预感到，这可能是少先队真正的灭顶之灾。

　　 果然，1968年1月4日出版的《红小兵报》，报道了《北京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的消息；在同时登出的《香厂路小学红小兵条例（草案）》中说：“红小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

　　 “真的来了！”

　　 段镇机械地念叨着，将报纸一点一点撕成碎片，颓然地跌坐在菜田旁。

　　 此前，中共中央在批转有关文件时，曾对少先队有过一个更令人沮丧的评价：“原来的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全民性的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先锋战斗作用”，提出“在小学取消原来的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

　　 此刻的段镇已被开除党籍8年多，自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他从《红小兵》报上，已经解读出了这些内容。于是，他深刻理解了陈琏与蒋文焕之死的险恶背景。

　　 “完了！一切都完了！”

　　 段镇绝望地叹息着。

　　 儿子段大为（即平平）曾回忆道：

　　 那时的父亲脾气特别暴燥，动不动就发火，乱吼一气。

　　 我10岁那年，迷上了红小兵，跟着姐姐要去旧市委造反。父亲先是反对，看我们非去不可，便说：“要去走着去！”从我家天山新村到华山路走老远啦，怎么走得到呢？

　　 我说：“现在革命了，坐公共车不要钱。”父亲瞪圆了眼睛，吼道：“谁立的规矩？不付钱不能坐车！”姐姐又说：“有些车还要票，不过回学校可以报销。”父亲更火了，提高了声音，命令道：“干这种事，一分钱不许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