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孩子

孙云晓

二十、妻子儿女

　　 灾难的降临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1958年夏末，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却给段镇戴上“右派”的帽子。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按说，像段镇这样忠心耿耿的党员，即使有点儿右倾错误，经过一年的检查，该放他一马了。谁知，1959年10月，团市委竟正式将段镇定为党内右派，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从16级116元降至20级74元，并发配至上海县梅陇乡劳动改造。

　　 经过一年时间的磨砺，段镇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心理准备，虽觉得这打击太狠了一些，仍能沉住了气，默默地接受这严酷的现实。

　　 然而，全面操持家务的李蕙芳压力越来越沉重了。

　　 且不说自家三个孩子年幼，老大辛辛5岁，老二平平刚刚一岁，老三大进才7个月，又要赡养无工作的公公婆婆，还要抚养丈夫的两个妹妹（一个13岁，一个11岁）。加上寄居在段家的一个小弟弟尚在读书，也需要适当照料。这样一算，段家上下就10口人了，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仅10元多一点，这日子怎么过呢？况且，还有自己的父母呢。

　　 妻子愁眉苦脸。

　　 丈夫一言不发。

　　 七尺男儿，顶天立地，闹了10多年革命，闹到这个地步，连一家人都难以养活，还有什么可说呢？

　　 “咱们离……离婚吧。”

　　 半夜里，段镇噙着泪水，缓缓地抬起头，对妻子说：

　　 “太拖累你了，政治上、生活上都连累你。蕙芳，你走吧，一切灾难让我段镇一个人扛！”

　　 “你……”

　　 妻子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克制不住委屈，呜呜咽咽地哭了。为了不让老人孩子听见她哭的声音很小，却愈发悲切。

　　 当初，父母再三警告过她，就算段镇这个人再好，他那一大穷家也难过上好日子，你一个富家小姐怎么受得了呢。李蕙芳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进了段家的门，转眼已是五载，什么苦都不怕了。可今天，丈夫却说出了分手的话。

　　 段镇掏出手绢，为妻子擦去了泪水，继续劝道：

　　 “谁知道这右派当多久？没准是一辈子呢，你干嘛跟我受罪？反正我也过惯了苦日子，熬着呗。”

　　 见妻子不语，他又说：

　　 “就算为了孩子，咱们也该离婚……”

　　 “别说了，我根本不想听到这些话！”

　　 李蕙芳擦干了泪，斩钉截铁地说：

　　 “我绝对不相信你会反党，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

　　 她见丈夫还在忧虑中，说：

　　 “我会过苦日子，会操持这个家，你就放心去梅陇吧。”

　　 从那一天起，段家的生活变了样。

　　 平时吃饭，以汤为主，以菜为辅，肉几乎看不见。李蕙芳与婆婆精打细算，总买最便宜的东西。为了节省每一分钱，李蕙芳买来理发工具，学会了理发，为丈夫、公公和两个儿子理发；她还学会了自做布鞋，并买来打掌工具和旧轮胎，钉上一个结实的鞋底；至于衣服更甭说了，全是她一个人学着做。为了提高效率，满足10口人的需要，她去买缝纫机。售货员瞧她那么漂亮，不像个干活的样儿，问：“您会踩缝纫机？”她大声回答：“我不会踩，但我会学！”

　　 婆婆感动了，觉得太亏待了媳妇，瞧她当校长工作辛苦，回来又吃不上口饭，总为她留一小盘菜，让她补补身子。

　　 最感动的当然是段镇。

　　 当年，许多“右派”精神崩溃甚至自杀，除了政治压力之外，不少是夫妻被迫离异所致。段镇当“右派”20年，之所以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继续探索教育不改初衷，家庭的稳定与温暖起了巨大作用。其中，妻子的安慰、信任与鼓励，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他一生幸福的支柱之一。

　　 梅陇是上海县的一个乡（如今已划归闵行开发区）。段镇下放劳动的头一站便是这里。

　　 关于段镇在梅陇的情况，上海作家彭新琪曾在1982年11期《少年文艺》发表的报告文学中有过一段描述：

　　 他替队里搭猪棚。过去他从未挑过担，现在要挑着几十块红砖在高低不平的田埂上走，所以老是摇摇晃晃。可是他坚持住了。要劳动，就得像像样样啊！

　　 他给自己的担子不断加份量，15块、18块——30块。几天挑下来，他那两只肩胛磨破了皮，血肉粘衣，疼痛异常，可是他坚持磨炼，没有休息一天。（段镇后来回忆，妻子为了减少他的疼痛，用旧衣破布缝制了几个厚厚的肩垫。——本书作者注）

　　 有一次，他要提前出工，便提早来到食堂排队。有人从卖饭的窗口见到他，厉声喝斥：“你是什么东西？还有资格排在前面吃饭！”

　　 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直转。他低下头，回过身，噔噔一溜子跑回到了宿舍。

　　 房子的主人，生产队长的母亲，一位在旧社会吃过苦的善良、慈爱的老人，这时端了碗热气腾腾的菜饭进来。她走到床边，轻轻喊了声：“段同志！你快趁热吃！”

　　 “同志，”多么亲切的称呼！他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意，眼泪立刻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滴落下来。

　　 “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我永远不渝的理想。连一点小小的委屈都受不了，怎么行！”他刷地站了起来，抹干了眼泪。

　　 出工时，他挺着胸，昂着头，倒像是去参加战斗；下工后，他走家串舍，和社员谈家常，调查社员解放前后经济变化的情况；他还给农村的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歉收，有些社员收入减少，不免有些牢骚。段镇就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描绘社会主义的远景。他讲得通俗易懂，合情合理，充满乐观主义，给了社员很大鼓舞。有的社员在背后暗暗议论：“我看段同志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确实是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他无比地热爱党，对党一片忠心。

　　 他相信党不会永远遗弃他，总有一天，会让他重返战斗岗位，为共产主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他的希望之火没有灭。

　　 “我也要时刻准备着啊！”在劳动之余，在别人放下铁锄躺下休息时，他还在徐闵路的路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外古今的教育理论。

　　 段镇的房东是梅陇大队陇西二队的队长、共产党员徐金海，他对段镇印象良好，还写信给团市委，称段镇一心为农民做事，是“模范共产党员”。

　　 不料，团市委反右领导人读了徐金海的来信，竟说段镇死不悔罪，“还做出共产党员的样子，欺骗农民群众。”因此，特意推迟了为他摘右派帽子的时间。

　　 一年后，段镇被调到了在闸北的市团校饲养场养猪。

　　 当时正逢自然灾害，人缺饭吃，猪更没了饲料，怎么养猪呢？段镇只好沿着苏州河到处掏大粪。

　　 苏州河，多么熟悉的地方！1947年底，他与咪咪姐姐带小通讯员们来这里访贫问苦；1949年5月，他与地下少先队员来这里欢迎解放军进城。而今天，自己却成了革命的对象！

　　 段镇收住野马狂奔的思绪，长叹一口气，挑着沉甸甸的粪桶，加快了步子。

　　 为了消毒，段镇总是将粪倒入大锅中加菜皮一起煮，那屋子里自然是臭气熏天。过度劳累和污染，使段镇又黑又瘦，有时便晕倒在地，醒来再接着干下去。

　　 苦中也有乐。这猪毕竟是有生命的，段镇渐渐迷上了养猪，还买来《养猪学》进行研究。

　　 母猪该下崽了，段镇当起了接生员。他先为母猪身下铺上厚厚的稻草，一夜守候在猪圈里。他一边听着母猪的呼噜声，一边读《资本论》并做着笔记。休息时，为母猪按摩12对奶头。等到奶水出到三分之二时，小猪出来了。他赶快动手撸去包衣，又从小猪嘴里掏掉粘液，小猪这才“呱呱”叫了起来。接着，他又在12个小猪耳朵上分别做了记号，以便观察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段镇发现小猪们个性不同。譬如，小猪们全都抢奶吃，但厉害的抢后两排吃，因为那儿奶多。这时，段镇便像幼儿园阿姨一样，适当的调理一下，让柔弱的小猪也吃上奶足的奶头，甚至为其在饲料中加点糖，以免出现养不大的僵猪。

　　 平时，若发现猪粪一粒一粒如羊粪，段镇立刻知道是消化不好导致干结，便在饲料中加消化药。如果猪拉肚子，则将大蒜汁浇入饲料里。为了猪的健康，瘦弱的段镇时常为猪梳毛，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结果，猪们喜欢上了这个好的猪馆，一见他来便兴奋得哼哼不完，它们不计较段镇是不是右派。

　　 养猪的日子给段镇带来的另一大快乐，是可以时常回家。

　　 家庭是快乐之源。

　　 孩子们长得很快！女儿辛辛已经上学了，平平和大进也成了两个小淘气儿，老人更加操心也更加开心。当段镇回家的日子，一家人像过节一样高兴。

　　 最让段镇不敢相信的是，三个孩子竟然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毛衣。他一边搂着女儿一边啧啧赞叹：

　　 “啊呀，真漂亮，是妈妈买的吗？”

　　 辛辛头一仰，自豪地说：

　　 “是妈妈亲手织的，比买的还要好呢！”

　　 李蕙芳则站在一旁欣慰地笑。一会儿，段镇悄悄问她：

　　 “加工资啦？”

　　 “这年头，加个鬼呀！”

　　 妻子翻了丈夫一眼，伸出两只变粗糙了的手，说：

　　 “喏，靠它了！”

　　 原来，妻子去杂品店买来一些松软而又便宜的绳子，将其细细拆开捋顺，用五颜六色的染料浸染后，权当毛线织成了一件件毛衣。

　　 段镇轻轻地按摩着妻子的双手，眼泪如珠子般地跌落下来。

　　 妻子推推丈夫，说：

　　 “别掉眼泪了，来看看孩子们在这个星期里有些什么成绩吧”。

　　 这时，儿子拿出好几张大小不一的图画，画的是风景、静物，还有解放军等。这些画纸都是妈妈从废纸店里称份量买来的，可让儿子多练多画。女儿穿着花毛衣边唱边舞：“我有一双万能的手，万能的手……”

　　 段镇笑了，他同妻子一齐跟着女儿跳起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