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火车站。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少年，匆匆地跃上西去的列车。在熙熙攘攘的乘客中间，这个黑瘦黑瘦的小伙子，显得毫无旅行经验，神情忐忑不安。
邻座一位长者碰了碰他，慈祥地问：“第一次出远门吧？”小伙子慌忙点头，却又尽量装出老练的样子，没有答话。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挎在肩上的黄书包——里面装着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还有30元钱。这是他此次西北之行仅有的身外之物。
17岁的少年。11岁开始发表作品，升入初中是学校文学社的社长，不久又被推选为新郑县学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还是中学文联主席呢。
可是，这个喝黄河水长大的年轻人，仿佛听到大西北的呼唤，执意要孤身一人出去闯荡一番，去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大。
初中毕业的男子汉，又是在诱人的暑假里，想出去走走就走走吧，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生活在一个老军人的家庭，生活倒也说得上舒适宽裕。
然而，他只带了30元钱，他是偏偏故意不带返程车费。偏偏故意不带起码的生活费用。他执意放逐自己，来一次生存试验，把自己逼上梁山，看看能不能活着回来。
17岁的少年。毕竟是一介书生，抵达兰州后的第一个目标，直奔新华书店。风尘仆仆，饥肠辘辘，全然不顾。对于这个被缪斯迷住的少年来说，书就是面包，书就是空气，书就是生命。
生活像个不会撒谎的孩子，常常让浪漫者陷入尴尬之中。肚子的抗议，眼皮的打架，都在悄悄地提醒少年：书不是面包，书不是空气，比书更紧迫的是生存。饿极了，渴极了，却不敢问津饭店，只买了几张干饼对着冷水管狼吞虎咽。乏极了，困极了，因囊中羞涩，望旅馆而却步，还是选择了火车站过夜。瞧他蜷缩在长椅上的狼狈模样，像个孤儿像个无赖，像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蓬头垢面的黑瘦少年，正在痴痴地做文学梦。
17岁的少年。在兰州挣扎了整整10天，捡破烂，帮人打工，好不容易手中有50元钱了，可以买返程车票了。他动过心，却被继续西行的强烈欲望征服了。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直快列车！
列车在古老的河西走廊穿行，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红柳似火，荒原如漠。车过嘉峪关时，少年冲动地把头探出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万里长城起始的地方，眼眶一热，泪涌了出来。他丝毫不顾周围乘客的漠然态度，自个儿手舞足蹈地狂叫：“我到长城头啦！我到长城头啦！”在他心目中，从他这一时刻起，就跨入了男子汉的行列。
与抵达兰州先逛书店不同，在乌鲁木齐一下车，少年立即四处联系找活干，因为生存已成为第一需要。谁知，这些年来流动人口剧增，骗子也随之多了起来。当地人不敢雇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幸亏一位河南老乡的介绍，他在市郊农场找到一份苦差事——平整农田。农场的一个小头目打量着他，也许是给那副近视镜弄疑惑了，问：“你能干什么？”少年一惊，生怕又一次被推出门外，急忙挺起胸脯做出强悍的姿态，说：“我什么都能干！”“那就拉土吧，拉一方给两块五。”小头目终于发了慈悲，准许他在这里干一星期。
在烈日之下用架子车拉土，这可是实在的力气活，玩不得半点花样。中学生文联主席脱下衣裤，也脱下了斯文，只穿裤衩上阵了。于是，一个以前从未摸过架子车的文弱书生，在歌舞之乡饱尝“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滋味。他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劲儿，像牲口一样去拉装满泥土的架子车。无情的太阳照在他赤裸的背脊上，像针扎一样毒辣辣的，使他几乎昏死过去。他很清醒，知道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只要意志稍一放松，便再也起不来了。他发了狠，与自己较量着，一步也不肯停下来。其实，强者与弱者之间只有一步之差，这一步就差在紧要关头能否挺得住。
17岁的少年。他挺住了，他是强者。晚上，当他躺在月光下，尽管疲惫得要命，心里挺自豪。他摸摸自己的脸颊，喃喃地自语道：“哥们儿，你是个男人了，是男人的骨架！”蓦然，一股喷涌的激情如巨浪从心海卷起，他爬起来，写下离家后的第一首诗《男人河》。他写道：
一代一代的人都成为遥远的风景遥远的传说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港湾都永久地烙刻着沉重的寄托
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挣扎里我痛苦地辗转反侧
我的渔船在我的大河里孤独无助地寻觅收获
撞碎的浪沫里飞扬起誓死的宣言不屈的信念
高扬的惊涛中绵绵不断地奏鸣着激越的青春之歌……
以上所述是高建伟17岁那年的一段插曲。
大约一年前的时候，高建伟从河南跑来北京，请我看他那一大摞作品。还有即将出版的散文、报告文学集《青青的橄榄梦》。
在早春的北京，我们面对面坐着，剖析他的创作历程和心理历程。
1990年夏天，高建伟和他的文学伙伴们，发起成立了中原小作家协会。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又自筹3000元经费，召开了全国少年作家黄河笔会。与会者30多人，来自10多个省份。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能折腾到这个份上，已算登峰造极之举了。
提及这段往事，高建伟沉默了一会儿，透过300度的近视镜片凝视着我说：“黄河笔会是我的又一个转折。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成功，我觉得是一次失败。一群狂热的少年聚在一起空谈人生，能谈出什么结果？”我能理解少男少女的狂热举动，更欣赏他们能冷静地反思，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高建伟选择了什么呢？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学生还不是普救众生的年龄，还不具备给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应当先拯救自己，走一条实实在在的成材之路。”
后来，我在报刊上相继看到高建伟的中学校园问题系列报告——《少年烟民忧思录》、《少男少女“追星族”》、《校园消费红绿灯》、《流血的太阳——关于中学生帮会的透析》……我知道，他在执著地探索着自己的路。
我忽然悟到，放逐自己，作作生存试验，或许是青春期里的一个课题。
（摘自《少男PAR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