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红军
文/孙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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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写下这段文字，我将感到自己是个罪人。
—作者手记
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踏上这片土地的。用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话说，半个世纪前，中国曾发生过“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和“前所未闻的故事”。而这阿坝州——雪山草地，就是那故事中最险恶奇绝的一章。
从四川成都乘汽车，沿岷江北去，越鹧鸪山行，两天后进入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县境内。听这名字，红原，红原，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原！
红原，平均海拔三千五百公尺，比拉萨还高出三百公尺。且不说，由于气压低的缘故，饭煮不熟、水烧不开。正值七月酷暑，这里却需穿棉衣毛裤。加上高山反应等因素，我们同行的一百多位火力甚旺的青年男女,当天就病了三分之二。一路上谈笑风生的成都司机，已躺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而带队领导则一边摇着疼痛欲裂的脑袋，一边考虑是否向空军呼救派一架直升飞机？因为急救病人是受不了两天山路颠簸的。
一
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还用问吗？亲历其境的青年男女们，于是比任何人更敬重那些“都是钢铁汉”的英雄们了。
然而，我在这里听到的真实故事，却是怎也无法想像出来的。在红原县，我头一回听到“流落红军”这个词。那是在县委宣传部里，我问本地有没有当年的红军？部长是位中年汉子，浓眉大眼，情况颇熟，回答：
“有，不过是流落红军。”
“流落红军？”
“就是长征时由于伤病等原因流落此地的红军。全县六个，大部分已经藏化，只有罗大学还可以讲汉语。他现在看守烈士墓。”
我决定访问罗大学。
红原县城极小，四周被绿地毯般的草原裹着，那一群群牛羊，竟如画上的一般，在安详地吃草。高原上的小湖泊，碧蓝如镜，使这远离都市的旷野添了几分迷人的仙气。
部长执意陪我同往。我们便沿着通向郊外的小道走着。交谈中得知，《经济日报》那位沿长征路采访记者来过这里。
我问：“他一定采访罗大学了？”
“没有。他的时间很紧。”
当时，罗大学作为一名红军的普通一兵，自然不会清楚这惊心动魄的内幕。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由于他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未必能说明昔日的是是非非。但是，他作为一个亲身经历那段生活的老红军战士，却是难得的历史见证人。
他重新点燃一袋烟，呲啦呲啦地抽着，继续讲叙那些悲壮的故事：
“起先，在雅安、天全打仗的时候，我的腿就负了伤。你瞧，五十多年了，每赶上下雨阴天的，还疼呢。”他卷起裤子，腿上那一大块乌青的伤印，像一段历史的标记，出现在我的眼前。
罗老汉抬起头，右手打着单调的手势说：
从雅安坚持着，翻过大雪山，退到阿坝，简直要把我给疼死啊！可有啥法子哟？这是打仗，是你死我活。跟着队伍还安全些，离开队伍会更难活呀！
“比较起来，我的伤不算最重的，还得给首长送信。送的是命令哟，全军人马都靠它哩，一刻也耽误不得的。路上常常碰到土匪，没本事哪成呀？那时候，我的马术还行，能藏在马肚下一边飞跑，一边还照样能开枪。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打死一个是本钱，打死两个是利息，临死要捎一个走呢。共产党的兵嘛！”
“最要命的是过草地。负伤前，我过了一回，知道那鬼地方的凶，乌云一出，又是雨又是雪，冷死人哟。可是太阳一出，又晒死人，热得你皮都想揭去一张。第二次过草地，我负了伤，烂歪歪的伤口最怕感染。可过草地，臭水污泥一片连一片，怎么能不感染呢？行军打仗，人命算个啥子哟，蚂蚁不如！”
“不过，红军人好，队伍里兴人帮人啊。我们手拉手过草地，把病的弱的放在中间，免得陷进沼泽里去。如果不是互相拉着手。谁一陷进去，甭想救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一截截地没了。”
“当时。就这么硬走哟，也不知走到哪儿算个头，反正想跟着共产党走，总会打胜仗的，也会有好日子过。因为，红军来到我们家乡，我们才有好日子过的。所以，不管怎么苦，我信这一条。”
“我的伤口果然恶化了。战友们也把我放在中间，咬紧牙关坚持，终于走出了那鬼草地。到了天全十八道水乡，又碰上了敌人的堵截。这次有些怪，敌人的号令与我们的一样。原来，这狗日的是一帮叛军。我们气坏了，狠命地打，终于又冲过去了。可是等走到毛儿盖，我的伤口严重恶化了，烂得那个吓人哟，一步也动不了了。”
罗老汉的眼睛湿润了，说：
“我们的师政委是个好人呀，他抱住我哭了。我当然也哭了，什么前途哟不敢去想啊。政委说：‘小罗呀，实在是没法了哟，你就凭着自己的命去闯吧！’我知道无望了，交了长枪和手枪，那是一支老式的德国手枪，我用它打死好几个敌人呢。可现在，唉！”
他离开了部队。更悲惨的命运在等着他。罗老汉凄然地回忆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也没有学不会的艺。挨饿逼着我很快认识了各种药材。喏，贝母有两种，一种是灯笼花，另一种叫一匹叶。独活也是好药材，一篷篷地长着，开黄色的花。
“你不能想，那时候，我差不多忘了汉语怎么说，一个人在大山里挖药，说什么话？本来，在红军队伍里，我还真认了一些字，这时又成了文盲。不过，藏话倒会了不少，因为要把药材卖给藏商，不会他们的话不成啊！”
我问：“你靠挖药为生以后，当地还有人欺负过你吗？”
“那还用说？卖药材，我就卖便宜些。有时还遭到抢劫。不过后来好了。”罗老汉讲着，又有几分得意起来。
“是不是又干了一架？”我猜道。
罗老汉笑了，说：“那一次，我挖了一些药材，正打算去集上卖。嘿，碰到两个抢劫的当地人。他们用羊刀拦住了我，说，‘雷老二，又发财了吧？’然后，一个问另一个，‘二子哥，打不打？’那二子哥一举刀就上来了。”
“我当时并不怕。心想老子是战场上滚出来的，怕你个球！我看好路边有个深土坑，就假装退却。那两个龟儿子不知是计，傻追过来，被我一顿拳脚全揍进那个坑里去。这下，我占了上风，站在炕沿上，用棍子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通，反正揍得他俩爬不上来就是了。”
“后来又是赔青稞酒和哈达？”我笑着问。
罗老汉苦笑着说：
“赔归赔，可从此很少有人敢欺负我了。因为那件事传遍了附近几十个寨子，他们讲，‘挖药的那个汉人最心狠，敢往死里整人，可别惹他哟。’有的还用这话吓唬小孩呢。我成了魔鬼一样的人，倒真自在了。”
“一九四七年，我结了婚。老伴也是掉队的红军。她比我惨，土匪把她的头发拴在马尾巴上，在草地上拖着玩，几乎要拖死。后来，她被迫和一个吃喝嫖赌的坏蛋结了婚。和我结婚的时候，她带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十岁。就这样，熬到了解放。”
我舒了一口气，问：
“解放了，您的生活好多了吧？”
“啊，好多了。”
罗老汉这样重复着，轻轻咳了一声，脸上现出很复杂的表情，幸福中含着辛酸，微笑里藏着惆怅。
二
“你简直不能想，我们这些掉队的红军是怎么活过来的！”
在一个阳光极好的下午，罗大学坐在小马扎上，样子颇愤怒地对我说：
“有的土匪一个人就杀死上百掉队的红军，都是些伤的、病的、饿的。有的被捆绑起手脚，扔到山崖下的。也有被投入湖里的。啊，不敢去想啊！”他粗粗地喘口气，说：
“当然，这儿的藏民大多数是好的。有的藏民还给红军当通司，也就是翻译，带路、找吃的。这些人的全家也被杀了。他若回来，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我问：“那您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我？给人家当儿子！”
罗老汉皱紧了眉头。说：
“惨啊！当地人只收留年龄小的和女的红军。这不都是些便宜货吗？根本不用花钱。这儿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生地生，语言又不通，有啥法子活下去呢？”
“那家房东是简阳人，没儿子，所以才收我当儿子。其实，我那时都十八岁了，因为个子矮小，又黑又瘦，他们把我当成了十四、五岁的孩子。我每天的活是做饭、洗衣服和劈柴等等。当然，房东得先找人给我治腿上的伤，伤不好没法干活呀。”
说到这儿，罗老汉突然笑了：
“你说奇不奇？给我治伤的那个大夫，是国民党田顺尧的兵！我算跟他妈的国民党粘上了。不过，他是个逃兵，在当地成了家。”
“他架子还挺不小，人很凶，开头倒不很计较我是红军。他抓住我的腿摸了几下，说我断了三根筋，要剪去。剪就剪呗，只要能保住腿，挨几刀我也不怕。他就开始给我剪了，用那破剪刀，铰得我死了好几回。我相信我死不了。左腿上的绑腿早浸烂了，我就解下右腿上的绑腿绑住伤口，养着。”
“当时，毛儿盖流传着一些顺口溜，骂我们红军，说什么‘雷老二，东方齐，西方路，到了草原不得活’。骂是轻的，想打就打哩。”
“有一天，那个国民党大夫来给我换药，他不叫我的名字，喊我‘雷老二’。还说‘你这个小雷老二，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活得不耐烦了？当什么红军，真该打碎你们的贼骨头！’”
讲到这儿，罗老汉像是回到了当年，回到了听那位国民党大夫辱骂的时候。他的身子颤动着，眼睛里闪出狠的光，说：
“老子自愿当红军，用得着这龟儿子咒我？加上当时年轻气盛，我一把推开了他，说，‘有种的，你再敢说一句?’他根本想不到我敢顶撞他，从地上爬起来，吃惊地问，‘你不想活了？’我说，‘老子宁愿不活了，也不受你这窝囊气！’那小子脸一变，抓起一块木棒朝我打来，一边打一边喊，‘打死你这嘴硬的雷老二，打死你也不用偿命！’”
“我当时还走不动，头上被他打出了血，鼓起了包。这一下，掉队几个月来受的窝囊气全冲上来了。其实，我这人心不黑呢，要黑，不用刀把用刀口，还不结果了他的命？”
“后来呢？”我关切地问。
“后来”，罗老汉扫兴地说，“他的腿没断，可也几个月动不了。这的房东受了牵连，逼我按当地规矩，送去两桶青稞酒和一条哈达，算是完事。要不是为了房东，我才不给那龟儿子这个面子。从那时起，我决定等伤好一好，离开这鬼地方。”
“你后来去了哪儿？”
罗老汉望着远处的群山，回答我说：
“去另外一个寨子。那儿有我新交的一位藏民朋友，我跟他靠采药为生。”
“采药？开头采不着，怎么办？”
“采不着的时候，多啦，怎么着？饿着！”
三
全国解放后整整三十年，罗大学一直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分生活着。他把当红军参加长征的那段历史，锁进心里，继续靠自己艰辛的劳动，维持着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刚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罗老汉却绝不像我这般激动，他似乎觉得根本没必要激动，只是淡淡地说：
“我对革命也不能做什么了，靠自己劳动为生嘛！”
于是，他夏天上山挖药；冬天，上山砍柴。交了许多藏民朋友。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也一起喝酒。
生活是艰难的。
身体虚弱的老伴，正怀着孕，怀着他们共同的孩子，却仍然在为缺米少菜而发愁。罗老汉狠命地吸着烟锅子，也在狠命地责备自己；你呀，不是有很多本事吗？怎么连养活老婆孩子都做不到了呢？瞅瞅老伴那隆起的肚子，他意识到，再不搞笔钱来，日子将更艰对付了。他别无它计，只好又进山了。
可是，当他饿着肚子在山上挖药材的时候，与他共同生活了九年的老伴，那位经历磨难的红军女战士，因难产，与他未辞而别了。
这是一九五六年。从此，便完全靠他抚养着老伴带来的那三个孩子。为了让孩子长大成人，他想尽了办法，去开辟各种门路挣钱。唯独没想到向党和人民政府伸手。
二十年过去了。
孩子们长大成人了，先后参加了工作，一个个像出巢的鸟儿，另外搭窝去了。空荡荡的旧巢里，只剩下个瘦瘦的，一个进入暮年的他。他便在清贫和回忆中生活。
但是，这—年——一九七六年，罗老汉在一种愤愤然的心情下，决心为自己正名了。
起因很简单：一天早晨，公社食堂的猪窜出来进了他的菜地，把那片嫩绿的菜芽多吃光了。罗老汉心疼坏啦，追着踢了那猪几脚。谁知，猪的主人不干了，迎过来，一通大骂：
“你罗大学有啥子了不起么？不就是个冒牌红军吗？”
这一句话，把罗老汉打懵了：什么？三十年前老子豁出命来跟共产党长征，怎么今天变成了冒牌红军？饱经沧桑的罗老汉，不会再单单动武了，他不与猪的主人争是非短长，而请一位小学教师，替他写了请组织审查自己历史的报告，当天就进了县城。
罗老汉经过好一番打听，知道这事儿归县民政局管。他推门进去，开口就讲：“有人说我是冒牌红军，这是个政治原则问题，请组织马上弄个明白！”人家还以为他是个疯子呢。
好多天过去了，毫无回音，罗老汉不由得窝起火来，准备再次进城。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举国震动的消息传来——毛主席逝世了！
罗老汉最佩服的人就是毛主席，这一下伤心了好几年，也就自动把那事搁下了。
等到了一九八零年，罗老汉心事平静了，又到县民政局来催正名一事。那民政局还真打下了个“持久战”，拖了四年还想再拖下去。罗老汉想：我当了四年红军。可搞清个身份四年还不够？中国的事难道真邪了？他一气之下，去见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底不同，马上采取行动，当年就发给罗老汉一个红本本。证明罗大学同志是流落红军。
罗老汉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挺直了腰，称赞县委书记像个共产党的干部。好事没完呢，从发本之日起，县里每月发给他二十五元钱生活费，还请他进城看守烈士墓，每月工资二十几元。罗老汉想着共产党没忘记他，心里很是感动。再想想自己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体力大不如前，真需要找个安定的环境度过晚年，也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可是，真进了县城，罗老汉这才清楚，日子依然是艰难的，而种种令人不快的事也随时可以碰到。
我见到罗老汉，是在一九八六年夏天。这是他看守烈士墓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工资加补助每月四十八元。红原县地处高原，工资标准高，刚工作不久的小干事，每月工资也在一百五十元以上。相比之下，罗老汉生活的窘迫状况由此可见。
高原寒。冬天不生炉子，几乎无法生存。可是，民政局不给罗老汉草煤（一种从沼泽地挖出可以作取暖用的燃料），理由是：他不是正式职工。再问，则斥责道，“你不守烈士墓就算了，有什么了不起？”罗老汉煤未要来，气倒受了一肚子，怎么办呢？去买？一车草煤四元多钱，一年需要三十多车，给不起钱；自己去挖草煤，又挖不动。最后只好与人换工，即你帮我拉一车，我帮你拉一车。几趟下来，罗老汉累得下不来抗。
我向罗老汉告别的时候，他正忙着从井里担水浇菜。我记起来了，他说过，去年他进城卖过小萝卜，三分钱一斤，销路不错。看来，他想多种些菜多卖点钱。那井离菜地挺远，担子压在他的肩上，使他的背驼了起来，但他还是冲我笑着，颤颤悠悠地走过来……
四
阿坝州的少先队员们，正在开展“做长征路上的小红军”活动，来纪念伟大的红军长征五十周年。听说，有一所小学此项活动开展得好，我欣然赶去采访。
当一群群聪明活泼的孩子，围拢着我，踊跃地回答我的提问时，我问：“你们见过红军吗？”
孩子们肯定地回答：“没——有！”
我奇怪地问：“为什么没见过？”
孩子们自信地回答：“我们这儿没有！”
我几乎生气了，问：
“没有？你们年年清明节去烈士墓扫墓吗？”
“去呀！”
“见过那个为你们开门的老爷爷吗？”
“见过”
“他就是位红军！”
孩子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纷纷议论着：
“那个总穿黑衣服的老头是红军？”
在场的一位少先队辅导员，也怀疑地问我，“他真是红军吗？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不知道？”
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当罗老汉一次次站在烈士陵园门口，迎接那一群群花朵般的孩子时，却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他曾和那些英雄一样战斗过，自然更不会有人请他讲讲过去的故事。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