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驮岩遗址发掘填补广西史前文化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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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江、何安益、张宪文、黄芬、黄晓）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００年９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那坡县博物馆对感驮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及整理，揭露面积３８０平方米，共发现墓葬３座，灰坑１个，用火遗迹多处，完整的陶、石、骨、蚌、铁器千余件。
感驮岩遗址位于中越边境的那坡县城北人民公园内后龙山脚下的一个洞穴内，洞内南侧有一泉水流出，注入洞前人工围造的团结湖。遗址所在洞穴洞口向西，洞口高出湖面约５米，洞高１—２０、宽２０—７０、进深３０—５０米。洞室南部近洞口处为清代土司衙署遗迹。洞内和洞外现存遗址面积约１２００平方米，保存较好的文化堆积约４００平方米。
此次发掘明确了遗址的堆积状况和层位关系，获得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铁器等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依地层迭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的变化，感驮岩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及竹器等。陶器均为手制的夹砂陶，火候较高，部分器物着火不均，器表颜色斑驳不一，陶色以灰色、灰黑色为主，还有红褐色。陶器造型流行圈足、三足和圜底。主要器形有罐、釜、杯、杯形鼎等。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篮纹、乳钉纹、锯齿状附加堆纹、复线水波纹、短线纹、Ｓ形纹、戳印篦点纹和菱形镂空等。绳纹以细绳纹为主，有少量中绳纹，大部分器物上的绳纹为滚压而成，纹饰显得零乱，部分器物拍印交错绳纹。部分器物上饰有多种纹饰，如陶釜，口沿按压花边，沿下穿一圈小孔，小孔之下依次饰弦纹、短刻划纹、锯齿状附加堆纹等。石器、玉器均为磨制，主要有石斧、石锛、有肩有段石器、石杵及有肩玉斧等。另外，出土的竹质编织物残片，经纬交错，编织简单，在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还是首次发现。该期还发现墓葬一座，葬式为仰身直肢，在胸部压一块不规则小石板，随葬两件石杵。从出土器物，尤其是从陶器器形及纹饰看，该期陶器与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平南石脚山遗址、大新哥寿岩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似，与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贝丘遗址出土的陶器如顶蛳山遗址第四期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该期文化的发现，对了解广西西部史前文化面貌和构建广西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期为青铜文化早期遗存。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陶器均为手制的夹砂陶，部分器物的火候很高。陶色以灰色、灰黑色为主，还有红褐色，陶器造型流行圈足、圜底，不见三足器，器形增多，包括罐、釜、杯、盆、壶、簋、尊等，另外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施刻划同心圆纹的陶纺轮。纹饰以绳纹为主，戳印篦点纹增多，附加堆纹少见，表面磨光的陶器大量出现，保留在绳纹上施刻划纹的风格，新出现彩绘和戳印、刻划组合纹。绳纹以交错拍印为主，滚压而成的绳纹依然存在。石器、玉器磨制精细，刃部锋利，器类丰富，包括斧、锛、凿、杵、镞、戈、钺、、璜、“Ｔ”形环、镯、管、范等，有肩有段石器基本消失。骨器数量也十分丰富，包括牙璋、铲、锥、匕、簪等。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炭化粟等。墓葬仅发现一座，为仰身直肢，无随葬品。该期出土的陶壶与广西武鸣县芭马山岩洞葬所出的基本相同，尊与广东东莞村头遗址所出的同类器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绳纹上加刻划纹和在打磨的器表上刻划各种图案，并填充细密的戳印篦点纹或彩绘等装饰风格也见于越南冯原文化出土的陶器。依据陶器的变化，结合石范、石戈及骨牙璋等器物判断，该期文化应属广西青铜时代早期，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
第三期为铁器时代文化遗存。仅发现墓葬一座。仰身直肢随葬铁匕首、蚌器各一件及一些穿孔骨片。年代约相当于战国时期。
感驮岩遗址的发掘是广西地区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独特，牙璋、炭化粟等在广西史前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牙璋的发现，证明感驮岩遗址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也为越南北部冯原文化牙璋的来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感驮岩遗址距离越南高平省８０公里，位于红河支流百南河上游，百南河与劳水相距很近，为古代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线。遗址出土的陶器、玉石器与冯原文化的同类器很相似，也证明两地存在较密切的文化交流。感驮岩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古代社会面貌及不同地区间古代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新闻稿源：中国文物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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