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才女，在离异家庭中成长
不可否认，父母的离异和再婚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只要处理得当，教育有方，同样可以培养出顶尖级学府的高才生。本文主人公刘亦婷的成功，为我国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1999年9月5日，久负盛名的美国哈佛大学敞开大门，迎接新生和他们的父母前来参观。这群从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里，有我们中国18岁的女儿——来自四川成都的刘亦婷。
夫妻离异，育儿计划照常进行
作为婷儿的母亲，我比谁都清楚，婷儿能有今天，离不开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1980年，成都一位小学校长送给我一本《早期教育与天才》的书。书中介绍了19世纪初的世界第一位少年大学生——德国“神童”卡尔·威特的培养过程。
我兴奋地把这本书推荐给婷儿的生父看，并热切地憧憬：只要生出的是智力正常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把他培养成能力超常的人！
欧美“神童”的父母都认为：孩子成为天才还是庸才，不是取决于他的天赋多少，而是取决于他诞生到五六岁这一阶段的教育。我和婷儿的生父对这一经验深信不疑，也仿效他们的做法：孩子出生才15天，就开始给她“输入”词汇；训练她的五官，刺激她的大脑发育；外出散步时，向她播撒兴趣的种子。婷儿1岁8个月的时候，我们的育儿计划遇到了最大的危机：我和她的生父正式解除婚姻关系。
到底告不告诉婷儿我们离婚的事？我知道，以婷儿的观察力，她一定会注意到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再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越小知道父母离婚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越校当年我妈妈因爸爸被打成“反革命”而离婚，曾绝望得几次试图自杀，但她在我们的面前始终表现得很平静，我们平静而抽象地接受了“爸爸妈妈离婚”的坏消息，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想到这里，
我终于决定像妈妈那样——平静而抽象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婷儿。正如我所估计的，婷儿对超出自己理解力的事情没有产生多大兴趣，她听说“离婚后，妈妈会和婷儿住在一起”，就不再追问了，也没有伤心。
我尽量消除家庭残缺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比如，决不因自己心怀怨恨就用不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孩子，也不认为孩子可怜就百般迁就，更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累赘而不管不理。我认为，单亲父母一定要坚强，不管大人有多少困难，都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觉得自己和别的小孩一样正常。
我坚信，孩子的早期生活对性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惯的形成在初期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做每件事，我都坚持让婷儿按要求去做，不该做的就坚决不做，从不迁就她。
婷儿能听懂话了，我就告诉她任何时候都别想用哭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婷儿体验一两次后就明白哭是没有用的，按要求办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为了防止婷儿养成不良习惯，我从不轻易满足她的物质要求，凡是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东西，都被我当做她有某种好表现时的小奖品。
为了培养婷儿同甘共苦的好品德，我从不让她独自吃任何好东西，有好吃的都要她与我一起分享，让她觉得“分享”是正常的、愉快的，“独吞”是不正常的、可耻的。婷儿过3岁生日时，我问她：“罐头里还有七个荔枝，你说应该怎样分配？”婷儿好不容易才做出了“你吃四个我吃三个”的正确选择——模仿“孔融让梨”。最后，我们每人吃了三个，多出来的那个先是做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教具”，然后我们才愉快地分享。我本想把最后的荔枝奖给婷儿的，但考虑到“孔融让梨”不能假让，自己还是“狠心”地吃了一半。
为了培养婷儿的自制力，我经常在下班的路上把她带到商场门口，然后让她做选择：“如果你不喊我买东西，我们就进去逛；如果你喊我买东西，我们就不进去了。你选吧。”婷儿每次都说：“妈妈，我不喊你买东西。”我就带着她在商场里到处逛，教她认识各种物品，让她编各种与商品有关的小故事，培养她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玩具柜和食品柜。玩具柜的售货员叔叔每次都让婷儿试用下新玩具，这是婷儿逛商场最愉快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大概就是逛食品柜了，婷儿很想品尝一下那里的东西，但始终忍着不喊我
买。这种长期的克制欲望的训练，对强化婷儿的自制力起了极大作用。从小到大，
婷儿很容易就抵制了各种诱惑，坚持按照理性的选择去行事。这有效地减少了她走弯路的概率。
1987年初，婷儿快6岁了，小伙伴或买了钢琴，或买了电子琴，婷儿却无琴可弹。我看着心里真难受啊，于是横下心来预支了婷儿五年的抚养费，给她买回一台电子琴。这就意味着，在婷儿6－10岁这五年里，我们只能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生活了。
那几年，为了保证婷儿每天的营养，我大大节省穿衣开支，经常买处理的布料自己做衣服，又把自己的衣服改了给婷儿穿。为了让婷儿乐意穿这些不时髦的衣服，我总是设法在衣服上点缀一些可爱的动物贴花，并有意给她灌输“独一份”比“赶时髦”更能显示个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婷儿的影响十分深刻，突出体现在她很少被“从众心理”左右，从不在原则问题上“随大流”。
她继父加盟，育儿计划大功告成
婷儿7岁那年夏天，我们家加入了一个新成员，他就是婷儿的继父张欣武。
张欣武不仅愿意把婷儿当做他惟一的孩子来呵护，而且和我一样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
父和女儿要建立深厚的感情，光有真诚的愿望和无私的付出是不够的，必须讲究方法和技巧。结婚之前，我们三人曾一起去野外放风筝，一起玩游戏，还为婷儿举行生日野餐。在布置新房的时候，我们特意把套间里屋布置成婷儿的小天地……这些铺垫，使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小婷儿很快就爱上了这位成熟慈祥、
幽默风趣的继父。
张欣武还十分有远见地提出：我们给婷儿提供的精神食粮应当来自优秀的中西方文化，为她塑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内心世界。按照这一思路，他给自己定下了两条原则：第一，所讲的故事取自古今中外的真人真事，让孩子终身受益；第二，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人物代表的是正义还是邪恶，都要贯穿积极向上的态度，决不能让孩子从中得出消极的结论。按照这个打算，张欣武在心里拟定了一长串故事清单……
第一次给婷儿讲故事时，张欣武的脑子里冒出了不少中国古今智慧人物的故事，但他选了《晏子使楚》。之后，他给婷儿讲故事一讲就是六年。这六年间，听继父讲故事成了婷儿小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张欣武认为，好苗子并不一定都能成为栋梁之材，要想使婷儿的发展潜力变为现实，必须有一套着眼于长远的培养计划。于是从婷儿8岁开始，他就实施新的培养计划。他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他使婷儿在一个月内从不会跳绳变成全校跳绳冠军；他设计出一系列的单项训练帮助婷儿迅速提高学习技能，让她稳拿班里的总分第一名，随后她赢得了“华罗庚小学数学金杯赛”的“四年级一等奖”。
从小学到中学，她年年都往家里带回各种学科竞赛奖状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奖状。在素质教育远没有现在“吃香”的十几年前，它就已经成为我们家坚定不移的教育目标了。
考上成都外国语学校之后，婷儿在高水平竞争的环境里迅速进步，逐渐显现出类拔萃的趋势：先是出演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婷儿读高二时，作为中学生代表访问华盛顿。那是1997年夏天，婷儿和另外四个同学通过层层筛选进入最后的面谈阶段。面谈前夕，婷儿从学校组织的军训地点赶了回来，我们关心地问她打算谈些什么，她又累又困地说：“有人说可以谈谈美国的历史，几大山几大湖……”我和她继父忍不住笑了：“一个美国人万迢迢跑来成都与你面谈，难道就是为了听你说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哪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婷儿顿时醒悟，想起了继父经常提起的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马上去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来，和继父一起讨论可谈的许多话题。后来，婷儿不仅面谈成功，访美也大获成功。
女儿心中最宝贵的礼物
婷儿申报哈佛的时候，哈佛的入学申请表上要求她写一篇作文：“指出一个对你产生了影响意义的人，并描述这种影响。”婷儿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篇《继父的礼物》：
我的继父是擅长家庭教育、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决定做我的父亲那天起，他就打定主意，要把我培养成杰出的人。我6岁那年，继父送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漂亮的布娃娃，而是一台旧的显微镜。继父教我用显微镜观察那些植物和动物的切片，我惊讶地发现，树叶、水滴和所
有的观察物在显微镜下都与肉眼看见的完全不同。可以想象我的好奇心受到多么强烈的刺激——就这样，继父成功地培养起我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继父说：“光有兴趣是不够的，兴趣只能带来一个开始，综合能力强才能赢得成功。”为此，他和妈妈想了种种办法来培养我的道德情操和基本素质，就连洗碗和拖地这样的琐事，也负有培养我的耐心、细心、责任感和条理性的多重使命，也必须做到“该干就干，干就干好”。干到什么程度才叫“好”呢？继父的要求是：消灭航天飞机上的每个坏零件。写着这个要求的纸条，从“挑战者”号爆炸那年到现在，一直贴在我的衣柜门上，
经常提醒我注意重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为了让我的努力更有成效，继父很早就对我讲解了“短板理论”（一只木捅能装多少水，由最短的那块木板来决定），并指导我运用“短板理论”来解决上学后遇到的种种问题。无数次寻找“短板”和加长“短板”的经历——那是很多伴随着眼泪和欢笑的故事，使我养成了从关键部位入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习惯，且不断强化着我积极进取的性格特点。上高中之后，我日益强烈地意识到，继父在我的少儿期培养的高情商，和妈妈在我婴儿期开发的高智商一样，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我只有加倍努力，成为杰出的、造福于社会的人，才能不辜负爱我的人们对我的殷切希望。王晓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问题专家）
点评：
在离婚和再婚这两个家庭生活的转折点上，刘女士在处理家庭心理氛围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她注重孩子的性格和高情商培养，而不是眼睛死盯着考试分数。说明家长懂得学习心理对孩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光远大。
不过，两位家长的教育也有几个倾向令我有点担心。一是完美主义倾向。孩子希望处处领先，是不是太累了？完美是不存在的，力图均衡发展有时会妨碍孩子的真正发展。二是超常主义倾向。超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超常基本上不是塑造出来的。“我一定要培养出超常儿童来１这种决心，对于刘女士夫妇也许可以理解；但对大部分家长和孩子是有害的。三是塑造主义倾向。读刘女士的文章，总的感觉是孩子是演员，父母是导演，孩子在一步步实现父母的战略部署——计划色彩太浓了。说实话，我对这孩子的主体性心里没底，对她的创造性心里没底，对她的心理健康状况心里也没底。塑造主义容易形成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但愿这是多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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