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福初，男，1962年5月出生，1982年9月入伍，1994年2月入党，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技术4级，大校军衔。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中国发明专利2项，申请发明专利9项；国家II类新药1项；主编参编专著5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各类论文250余篇。先后入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获中国青年科技奖、第三届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奖最高奖和全国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被评为国家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中国首届青年科技标兵、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总后科技金星、十大杰出青年和首届学习成才标兵。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爱党爱国，成才建功。贺福初出生在湖南省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曾为党做过地下工作，母亲是解放初期的妇救会主任。受父母的言传身教，他从小就立志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一生爱党、爱国、爱人民。1982年，大学临毕业时，社会上出现了“出国热”，许多同学都纷纷“留学深造”。正当他犹豫不决时，我国著名遗传学专家、他的老师盛祖嘉教授语重心长的对他说了一席话：“出国学习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迷信洋人，中国人的智商并不低，国内的条件虽然没有国外优越，但只要持之以恒地奋斗下去，一样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老专家的话使他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立足国内，成才建功，并报考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又多次谢绝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踏踏实实地从事科研工作，从硕士毕业生到研究员，完全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长的。1992年以来，他曾多次短期出国开会或进行客座研究，都按时或提前回国。1993年3月，他到美国帕拉奥托分子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合作研究。开始，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分子免疫学专家拉瑞克教授对他的实验结果表示怀疑，认为年轻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可能做出这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次，讨论课题设计时，他非常傲慢，百般挑剔。贺福初据理力争，不仅指出他的错误，而且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最后，争得不欢而散。第二天，拉瑞克教授诚恳地向他道歉，并让所里的研究人员以后遇到分子生物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贺福初请教。当他决意回国时，拉瑞克教授破例召开了一个由全所人员参加的欢送会。1993年6月，正当他在国外医学研究所进行2个克隆全序列测定面临阶段性突破时，组织上让他提前回国。他主动放弃出成果的机会，立即返回祖国任主任。凭着对祖国和军队医学事业的热爱，他立足岗位，发奋成才，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迈：30岁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31岁担任实验血液学研究室主任和全军实验血液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32岁担任博士生导师，36岁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39岁当选为全军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

　　瞄准前沿，勇攀高峰。贺福初始终把科学只承认第一作为座右铭，并制成横扁挂在实验室最显眼的位置。他以此为动力，激励自己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紧紧跟踪国际医学发展前沿，抢占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从1989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大量国外分子生物学文献资料，对上万个实验数据进行比较、归纳、总结，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分子水平上发育与进化相互关系与统一的“发言相关进化”规律，其论文《细胞活性因子与受体分子进化》在国际实验血液学杂志上发表。1992年，他又分别观察到细胞因子与受体的“协同进化”和“协调进化”两种规律性现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反响。1993年，贺福初再次揭示分子“减速进化”规律性现象。这4种规律性现象的发现，首次从分子水平上发现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发育与进化统一的重要证据，从而填补了该理论领域的部分国际空白。运用这些规律，他首次预测并验证了早期细胞分化因子序列在东西方人群间存在的差异，并从理论上推测，长期在东方人身上使用西方人来源此类细胞因子的基因工程药品会产生抗体并带来较大副作用。他据此提出了“只有作用于发育晚期的生长因子，才能发展为基因工程药物”的论断，并为后期的国内外正反两方面新药研发事例证实。1994年以后，他带领课题组发现、克隆并命名了肝细胞生成素，证明其为特异刺激肝细胞增殖和肝脏再生的新型细胞因子，建立了目前国际上有关肝脏和胎肝规

　　模最大、最系统的基因表达谱。他在国内较早呼吁、倡导进行蛋白质组学研究。2002年初，他又作为首席科学家，领衔了在未来5年内资助额达3500万元的“973”重大研究项目——“人类重大疾病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十几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863”、“97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余项重大、重点课题，其中2项研究成果分别以1000万元、3500万元转让；兼任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医药卫生专业组成员、国家新药评审组成员、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十余个学术职务。

　　励精图治，艰苦创业。1988年1月，贺福初在著名实验血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祖泽教授的指导与支持下，5000元起家，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从事人胎肝来源新型细胞调节因子的发掘及其性能研究。1991年初，为了申请两项“863”课题，他和实验室的同志一起，在设备差、经费缺、资料少、时间紧的情况下，进行基因重组、扩增实验，在气温高达35℃以上的实验室里苦战了三个多月，终于攻克难关，取得了预期结果，一举战胜了十多家条件比他们强的竞争对手，获得了200万元的课题经费。一个课题组获得两项“863”课题资助，这在当时不仅军内是第一家，在全国也是少有的。1993年担任研究室主任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研究，带领全室同志建起了所里第一个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实验室；多方筹措基金购买了几百万元的仪器设备；每周举办一次学术讲座，充分调动集体的智慧，使研究室以科研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被总后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1999年他走上了正师职研究所所长的岗位，同党委“一班人”齐心协力，坚持制度建所、科技创新的方针，努力探索科研发展新路，积极拓宽研究领域，大胆实施了课题组长负责制度、奖励分配制度等多项改革措施，形成了用事业凝聚人、用政策激励人、用真情温暖人的良好环境，

　　近三年共吸引14名出国留学人员回所工作。研究所连续两年获院综合绩效考核第一名，2001年被总后评为先进党委。

　　淡泊名利，赤诚奉献。贺福初坚持把“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让能干事的人干成事，让干成事的人成大事”作为自己的工作思路，无论是当室主任还是当所长，始终热情关心年轻人才的成长进步。在全所实施了“雏鹰”人才培养计划，筹集经费100万元，资助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研究人员。他自己先后培养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41名。他在学术上从不保守，每次出国与会、讲学或学习回来后，都毫不保留地向大家介绍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并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用来购买仪器和试剂，复印有关资料，提供给大家使用。他注重用良好的科研道德影响大家，无论是哪个同志为主取得的科研成果，即使是他选的题，搞的设计，甚至关键地方是他做出来的，一律让这个同志当第一作者。他勇挑重担，常常是一人领衔多项课题，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顾不上照顾妻儿父母。他的父亲生前身体一直不好，他到北京工作后，父亲唯一的愿望是来北京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但由于他没有时间，一年推一年，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为此他一直感到深深的内疚。